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滤器煞是无情。大江东流不止,潮起潮落,风行的 未必就能传承,精萃遭遇冷落亦时或有之。所幸时光似水,反复冲刷筛洗,是 沙砾是金子总会逐渐分明。 《东汉前中国史纲》,是当时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 纲》的第一部。1935年,张荫麟已从美国留学归来二年有余,任清华大学历 史、哲学两系教授。受部聘后,他当即放下手里的其它科研课题,潜心写作教 材。未及二年,「卢沟桥事变」突发,国难当头,荫麟被迫离京辗转南下,其 事遂不如愿。经诸多友人的催促力助,遂由他当时任教的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 究室,最先以石印本形式在贵州遵义面世。原初题名《中国史纲》第一辑,后 易名《东汉前中国史纲》。此后,先生兴奋中心转移,改攻两宋史,仅撰写三 章(第三章未完),就因病撒手西归,终年37岁。如天假以年,从其已发表的 宋史成果预测,《中国史纲》的宋史卷必将更为光彩夺目──想到至今尚没有 一部能与张氏风格相匹敌的两宋史,对他的英年早逝怎不叫人伤感倍至?! 泱泱大国数千年,多少人事,多少典故,通史不可能细大不捐,应有尽有 的写进去。事实上谁也做不到。正象荫麟说的,「即使(集合许多人)能如此 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 国通史」。通史,通史,它的独特的神韵就在「通」字上。行内人多有体验, 编通史需要有高的识见和全局驾驭能力,最好是由一人通贯到底。他应该象是 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导演,要把历史舞台上的人和物、时间和空间调度得活灵 活现。荫麟《自序》中之所谓「笔削」、「提要」,今人之所谓「剪裁」、 「出思想」,全是为了做好「通」的工夫,使之生气盎然,全局皆活。烦冗枯 燥,没有思想(或者说不敢有思想),光靠史料填充版面,罗列史事,就全然 丢掉了「通史」的灵魂。 「通史」的最高目标,所造之境必合乎历史之自然,所写之意亦必凸显历 史之真义。境与意能完全浑然圆融,恐怕只存於假设之中,「此曲只应天上 有」。荫麟虽心向往之,也明乎此事仰之弥高,所以在《自序》里一再申明: 编写通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有许多无可如何的「天然限制」(对这种相 对的与绝对的限制,荫麟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里有详尽的论 析),自己所做的「与所悬鹄的之间有多少距离」,只好付之读者的判断了。 这不能作一般谦词读过,而是唯贤者能有之的真诚坦陈,甘苦尽在其中。 如果明白了「意境」之说,那我们就不会相信有所谓标准化的「国定」教 材。假如把荫麟的《史纲》与吕、钱两家「通史」对照着读,就看得出上半个 世纪的通史教材,成功的地方就是极有个性,多姿多彩。 《吕著中国通史》着眼处为社会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订梳理方面最具优 势。今日虽不能说无可挑剔(毕竟许多专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精细而 富独见的地方在在皆有,极见学术功力,当日无出其右,现下亦颇可烛照「左 愚」。不足的是条分缕析甚细,政治大势与制度沿革两部分又截然分开,从 「通」的标准要求,算不得上上策。诚之先生读史之多,公认首屈一指,但在 制度演化方面,也只能详於隋唐以前,而略於宋明之后,不可谓全备。这再次 证实荫麟所说,通史之难,还在於人力的「天然限制」。这部书对专业学习 (特别是研究生)很有用,由此再去读诚之先生的断代史、专史,实为登堂入 室的最好门径。但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流 行不广。 这方面,钱穆《国史大纲》就異峰凸起,读者占有率之高,是完全可以想 见的。一篇《引论》正可以视先生为当代贾谊,痛哭复长太息者再而三,特忧 「中国文化命脉」的衰息断绝,「历史生原」的遽然中斵。当日情景,以严耕 望的亲历记述为最真切。宾四先生才思横溢,民族情怀热烈,亦擅讲演天才, 行文一如其演讲,词峰所煽,动人心弦,「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 旨」。是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一经刊出,大后方争相传阅,极一时之盛(详 参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国史大纲》可以说是以气盛情深而获取 成功的一部通史。若以专家的角度来看,疏阔之议势所难免(耕望也委婉说 到)。然最可斟酌的,倒是这种近乎自恋式的本位文化情结,不免对本属历史 批判的应有之义,多有遮蔽迴护,总欠几分冷峻。对近世的落后、变革的艰 难,也缺乏深沉有说服力的内省。就通史不可或缺的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揭示而 论,《国史大纲》比起吕著要逊色,也是毋庸讳言的。 荫麟写《史纲》,上述两书均不及见到。与钱穆先生有所互商,详情亦不 可而得(似读得过《引论》)。然而,以书论书,张著正介乎二者之间,平静 冷峻有似诚之,而文彩飞扬则不减宾四。思维切入的理路和注重社会全貌,与 吕著更易谋合。他在〈自序二〉中给自己规定的重点是:「社会的变迁,思想 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並详」。对历史全局因果的理解,特具 哲学思辨的那种网状的发散性,运用起来又能不着痕迹,以平易浅显出之。我 以为,这才是荫麟《史纲》的长处。遗憾的是,写出的毕竟是片断(包括两 宋),还看不到他对国史全局统揽的「底牌」。所以,就通史的影响和实际成 就而论,尚不能与吕、钱伦比。 与现今的风气大不同,作为一位在史坛已负盛名的专家,荫麟独把编著高 中历史教材看得极重。说其鞠躬尽瘁不为过。临终前一直陪伺身边的好友张其 昀追忆说:「他是一位饱学之士,能禁其阅书,而不能禁其运思。他念念於史 纲之完成,虽在病中仍精思不休,而病势遂陷入深渊。」(〈张荫麟先生的史 学〉) 在历史教材方面,荫麟不愿重蹈旧径,极想披荆斩棘,开出一种使人人能 读、读而有所得的新体裁。这在他的〈自序二〉中已交代得十分清楚,读者自 可检阅。读过《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 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亦堪称绝。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 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 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 我一直在想,荫麟何以要这样做?要知道这正象他自己感慨的,深入而浅 出,劳神费心,是「很苦的」。何况他对社会和历史的思索很投入,不少地方 带有形上的色彩,超凡脱俗,沉潜睿永,最可以在这种地方显示高深。然而, 这些高深的议论在《史纲》中竟消失已尽。他自己苦心「玩索」所得的体验, 都化为了「以说故事的方式」淡淡托出。 我私下揣度,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高中生」。近世以来,生搬强灌的 「道理」,不胜其繁。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摧枯拉朽,气势逼人。蛮横之 余,负面的效应就是人人高谈阔论,以主义角争高下,却忘掉了许多脚下最平 易的事实,最通常的历史知识。无论上下贵贱,愚蠢的历史错误总不断重犯, 就说明了这一点。荫麟写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说民族的「自 虐狂」〉两篇评论,可以窥见他这方面的思虑。与其空谈主义,何不即事求 理?要求国人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自然地浸沉於历史的演化里,潜移默化,用 心神会,不是比填鸭式训政更切实有效吗? 寅恪先生晚年潜心笺证钱柳因缘,自述其心志「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 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联想及此,莫非荫麟亦欲以《史纲》「自验」其 历史哲学运思的「深浅」?笔者不揣愚妄,对若干关节点,谬效前人「代下註 脚」。不敢说能为先生「发皇心曲」,亦算是为读者诸君阅读《史纲》提供一 份读书心得。 在构思《史纲》的时候,荫麟脑海里早就有了对历史大格局的思考。1933 年,荫麟从美国寄回长篇论文〈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简称〈总结 算〉),刊登於当年的《国风》杂誌。台湾版《文集》所註刊名、年份均有 误。大陆教科社《文集》版则未能入录,恐不能不说是智者之失虑。教课之 暇,我常以读历史哲学书藉作为业余爱好,这方面的信息也不算闭塞。我敢 说,这是一篇超凡脱俗的历史哲学力作。读完《史纲》,再诵读该篇,许多意 犹未尽的深义,真是「看山水底山更佳」。 〈总结算〉对本世纪东西方流行的四种史观(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辩证 法史观、演化史观),逐次论析其本义,「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火候把 握不温不燥,底见功力。令人敬佩的是,荫麟对这些各具方法论价值的思想遗 产,都以一种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用求实求真的历史感一一加以过滤,是则 是,非则非,不偏执,更不迷信。经这种积极的思虑和批判,凸显出来的是本 世纪最难得可贵的思维成果──对机械进化史观和单线一元决定论的摒棄,代 之以宽阔发散性的整体思维。他的基本立场可以表述为:人类的历史是人自身 创造自身的历史,「一切超於个人心智以外之前定(亦即先验的──笔者按) 的历史目的与计划皆是虚妄。」;「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 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 任何理论概念再好,比之於实际生活本身,总显出它的贫乏和单调。历史 观念之於历史实际,亦是如此。近来年这一声音高起来:「让历史自己说 话」!自然,历史哪真能自己说话?它无非要提醒我们,史学必须一步也不能 离开对历史证据的搜集和甄核。历史不是为概念而活着的。相反,任何概念都 必须经受经验事实的证伪。忠实於历史,乃是史家的职业道德。直到现在,通 史的整体框架还是板结硬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拘泥於一些固定化的程 式,出於这种或那种缘故,不能直面历史实际。重读荫麟写於50多年前的教 材,不能不感慨繫之:荫麟正是靠着他这种历史认识论的独立思考,《史纲》 才会有不同於众、至今还光彩依旧的许多历史洞见。比之於他,我们是进步了 还是退步了?真不敢说。 《史纲》只写到东汉建立为止。全书最精彩、最富学术价值的,是第2章到 第7章。因为这六章,正好关係到我国历史走向最早的两次大转折,为认识中国 历史的大关节,非同一般。在这六章里,荫麟层层交叠错综推进,着眼於历史 複杂的因果网络关係,有放有收,构思极费匠心。我上节所说的对历史全局的 统揽和深刻的洞察能力,这里体现得非常锋利。 现今中外史学界都有同感,中国社会有许多迥異於西方的历史殊相,制 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的传统和历史走向都极具个性。费正清在经历了长时 期挫折之后,最后也不得不放棄「欧洲中心史观」,承认必须「以中国看中 国」。然而这並不容易。70年代后期,哄闹了好一阵的「封建专制主义批 判」,象是「灯谜大会」,很能说明生活於「此山中」也未必就识得「真面 目」。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在作出得失是非的历史价值判断之前,最吃紧 的倒是必须从源头清算起,弄清中国社会何以会一步步的走到后来这样的田 地。 辟头就是问题,如何定位中国文明历史的开局?荫麟在前述论文里,对黑 格尔以来「目的论」史观的批判用力最艰,其中大有深义。 通史界对「目的论」一词多觉陌生。这么玄乎的问题与我们有何相干?然 而,只要往深处想,许多已习以为常的国史判断,思维背后的潜台词,不都有 「人类史为一计划、一目的之实现」(黑格尔)的意味?这种先验的「计划、 目的」,可以託为「天作之君」之类的神学体现,也可以化为「世界精神」的 意识产物,即使是以「社会组织递次演进」的「必然规律」来强行框架特定的 具体的民族历史,所谓「五步论」中国也「概莫能外」,从哲学意义上说,不 都是「目的论」的翻版?! 第一个显例,即为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所幸现在相信的人越 来越少了。我至今最不能理解的,商代历史里野性的气味(例如人殉、牺牲等 等)较浓,还容得想入非非。「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还一口咬定它仍为「奴 隶制社会」,岂不是硬闭起眼睛,存心不想辨认历史事实?史学为着「概念」 活着,史学还有什么生气? 第2章〈周代的封建社会〉,是荫麟对先秦历史文献多年潜心研究心得的 晶体,先行刊登於1935年《清华学报》。他通过九个角度的组合,绘声绘色地 揭示出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面貌,包括社会各阶层、城乡生活状况、政治管理体 制乃至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静态的和动态的演化史迹,说得都有根有据,平 和易懂。在所有通史教材里,对周代社会的整体勾勒,我至今还没有看到比荫 麟更周全、更清晰的,无一句落空。 通过九节逐次的生动描述,读者可以信服地看明白:周代既没有希腊、罗 马那种「奴隶制社会」的模样,也与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社会」迥然相異。 它就是具具体体的一个社会历史个案,是由我们祖先独创的,有一无二的中国 式的「封建」,以家族、宗族聚邑为基础,由部族方邦联合,而进至以宗法制 为纽带的「封邦建国」,「散漫」(注意,这是荫麟的特别用词)的「封 建」。再走下去怎样?稍后就说到。 荫麟並不回避奴隶问题,而且描述细致具体。但置於他的整体结构之中, 奴隶的地位、作用也是一目了然,不容有異想天开的余地。对奴隶,我们有许 多先入为主的「夸张」。荫麟在书中具体比较了贵人的奴隶与乡邑农民(庶 民)生活处境的同異后,说道:「(庶民)他们的地位是比奴隶稍为高贵;但 他们的生活殊不见得比奴隶好」,说的是在特殊的情景下,苛税杂役法外扰 民。荫麟就是那样地真诚,不肯迁就流行,不愿意把话说死。说死了,历史就 不是活生生的,可以让人回味的。试想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这种情形在 史书中不就经常见到?极端的例子,明清河北正定、河间一带专出太监,怎么 理解?为什么好好地不当自由的农民?要说有「奴隶社会」,一座大观园不就 是,还用得着到说不清的商朝去找?! 如果不是过於偏执观念的成见,能说荫麟描述的不是实实在在的周代历 史?对周代社会认识之重要,还因为它关联着对中国历史能不能有一个连续把 握的历史通感。祗要前后上下打通去思考,问题也就不难豁然解开。於此,荫 麟在第2章第1节开首的点睛之笔:「周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 础」,看似平易,却有千钧之重。 我特别佩服荫麟敏锐的历史通感。其时,地下考古发现还很有限,对几千 年前社会基层,一般人的聚落生活遗址,全然无知。他完全是凭着文献捕捉到 历史灵感的。今天,早於商周以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也越来越丰富,完 全证实了以同一血缘的家族、宗族聚合在一起的聚落──「乡邑」,始终是上 面屡经变迁的国家(从方国、王国到帝国)政治的基础。原先陕西姜寨发现的 是以公共广场为中心的同心圆模式,大中小房子分五群圆拱围绕着广场(象是 公社集会的场所)。我曾自作聪明地提问: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民居聚合离开 了「罗马广场」而变成排房模式的?很快考古发现证明这是一个假问题。在辽 宁,在湖南,连续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聚落遗址,竟然活脱脱的就象旧时我家 乡村落的排房,六排、十排的,一个村落;南方还发现了一条小路通向远方, 「小桥流水」的画面似在眼前。你说奇特不奇特?数千年里我们绝大多数人口 就没有走出过这一情景。最近十来年,才有了一点点走出的样子。 什么「人人普遍皆奴隶」?什么「奴隶军事集中营」?现在觉得真有点好 笑。许多前贤的感觉我们都疏离了。他们老对我们诉说,一家一户,同族相拱 相助的乡村生活,在平日里是「自由」的、「平等」的,除非天灾和从外面冲 进来的人祸(参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华东师大版。荫麟书里也有类似的 描述。)现在想想,那时同族相聚,「死徙无出乡」;即使到了郡县制时代, 「天高皇帝远」,政府只设到县一级,若风调雨顺,老百姓所求不高,外面的 人也不大管,这情景也真有点象。否则,《老子》里关於「小国寡民」的描 绘,〈桃花源记〉里的世外村落,想象的根据哪里来?!汉吕后、唐武则天年 代,上层、宫里杀得天昏地暗,甚至「阴阳倒错」,只要不苛政猛如虎,还懂 得「休养生息」,连正史也承认,是时天下尚称「乂安」,百姓「逸乐」。这 情境现代洋人不容易看明白,从山村里走来的多少都能体验。上面变化万千, 底层依旧如故。什么「王」、什么「帝」,能给我安静,都无所谓。山还是那 座山,水还是那样的水,这就是直到开放以前中国的历史底蕴:数千年以不变 应万变。 由第2章而下,直到第7章秦统一止,实际整个成一系统。这是有关中国历 史走向的一个大关节。对这种历史变动,在第5章第1节,以优美似散文的笔调 交代了总的态势:「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然 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 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 历史有静和动两方面。前者,荫麟称之为「一个有结构的全体之众部分的 关係」,亦即社会学里的「社会结构分析」。〈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主体部 分,用的就是这种方法。相对於静的结构的描写,后五章,就是荫麟称为的 「变动的记录」,有时就径称「演化」。它所涉及的,相当於社会学中的「发 展」和「变迁」两个范畴。荫麟的基本立场,在〈自序一〉下半部分作了扼要 的说明。 吕思勉、钱穆在他们的通史引论里,都说到「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 动一静的」,吕称之为「生命的节奏」;「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 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行」,钱称「历史的风韵」由此而異。这都说明由辨 同異而断动变,是通史家着力入针的「要穴」。历史的静不好写,但动的历史 更难驾驭,特需要识见。 荫麟称自己是倾向於「演化史观」的。但在〈总结算〉里特别申明,他与 近世流行的进化论之间有不少原则性的分歧。他所特别不能苟同的,一是崇尚 「突变」。他说:「吾人若追溯其过去之历史,则必为一演化之历程;其中各 时代新事物之出现,虽或有疾迟多寡之殊,惟无一时焉,其面目顿改,连续中 断,譬若妖怪幻身,由霓裳羽衣忽而为苍髯皓首者。」他不相信靠朝夕之间 「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举动能造作出奇迹,什么事情前后都有纠葛丝攀,只能 渐渐地变动。这层意思,在关於春秋战国变化态势的描述里,已经用近乎文学 的语言表达得很生动。二是迷信「必然」。荫麟主张:「一切民族之历史之通 则,宜从一切或至少大多数民族之历史中归纳而出结论。其能立与否,全视乎 事实上之从违。」他戏称郭沫若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所执世界同一的演 化程式,为「一条鞭式的社会演化论」,是「欲将我国古代生活记录生吞活剥 以适合之」。 荫麟后一段意思,需要略为申述一下。我试问过自己,什么叫历史必然? 天下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步一步慢慢踩踏出 一条路来的。回过头看,曲曲折折的长路,一直连到天地洪荒,一代接一代的 人,精心算天算地算人算己,都算不准确,那长程轨迹、那总的结果却是明白 的。这结果一定跟「理念」有偏差,跟别的国家、民族更不一样。事后,对这 种结局作因果的清理,便得出了所谓的「必然」。以后呢,以后再说。历史学 家除此而外,还能做什么? 当然,荫麟对这种「过程」的历史感觉,决不会象我上面说的那样浅陋。 他既有高度,也有深度,把这称之为「定向的发展」。他说:「所谓定向的发 展者,是一种变化的历程。其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趋一定的鹄 的者。这鹄的不必是预先存想的目标,也许是被趋赴於不知不觉中的。这鹄的 也许不是单纯的而是多元的。」(〈自序一〉)我想,这就是荫麟对多元发散 性思维一次成功的运用。 西周之后,中国历史走向如何?荫麟在刚开始说西周时,就早早埋下伏 笔,它实际上是后五章的总起:「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 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 社会,这其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一千来年的变动轨迹 及其特征,荫麟的归纳就这样要言不烦。 中国的历史虽然还有许多问题一时还说不清,但她的神韵读多了总有一种 特别的感觉。荫麟这一个「散漫」,一个「统一」,真是把前后两种不同的历 史意境点化得「神」了。在之前,中国人还没有享受到「大」的好处;在之 后,中国人从此也要同时备尝「大」的难处。这种历史的通感,荫麟犹如名 医,号脉是如此准稳。 商周王国(荫麟称「帝国」,因为商王或周王有时也自称「帝」),绝对 不象现今有些史家说的,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更象是一个散漫程度 略有差異的方邦联合,但都必须以我(商或周族)为核心,不是平等的联合 (有君臣的名分)。它明智的地方,表现在儘可能不破坏原有方邦的社会组 织,稳定基层,「一国多制」。正象荫麟说的,周人实行的是地方分治:「在 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於上级称臣,实 际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 (第2章第1节)。在中国历史上,只在这个时期才有真正名符其实的贵族阶级 和地方分权。如果这种历史格局一直延续不变,那中国的历史也许与欧洲的历 史不会有那么大的差異,不至於后来谁也认不得谁,如同陌路人。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周的「礼制」再完美、再周密,也抵不住 人性恶的情欲本能。世袭贵族阶级(公室、世卿)为算计自己的利益,算计别 人的利益,「宗族和姻戚的情谊经过了世代愈多,便愈疏淡」,「名分背后的 权力一消失,名分便成了纸老虎,必被戳穿」(第2章第9节),终於不断地相 互争斗、相互残杀,出新招,换花样,竟把一个旧的社会秩序给毁了,也亲手 把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送进了坟墓。在春秋战国的五、六百年里,再没有比贵 族阶级渐次在自杀中消灭再重大的事件。不知不觉中,所有好事、坏事,都围 着这个中心转;谁也没有料到,人人都在唱「葬花词」。自杀总比他杀更多悲 剧的情味。中国历史终於朝着另一方向走去。这就是荫麟化了五章的篇幅(其 中包括相应的思潮起伏,此处割爱不赘),讲了许多故事,要託给我们的这种 特具中国韵味的「动的历史记录」。 对这一变动,前辈史家间的价值评判颇有出入,但大历史的构架都是一致 的。其中以诚之先生说得最明白。他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代:(甲)部族 时代,(乙)封建时代,(丙)统一时代。钱氏《国史大纲》大体也是循这一 思路定纲目的。荫麟在《史纲》里没有总括,但与吕、钱两家完全不谋而合。 读者可以比照现行市场上出名的「通史」,孰者真实,孰为虚假?! 我的感慨,不奇怪别的,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人总爱抱着「自古以来 论」不放。假若什么都是「自古如此」,那你还搞什么历史研究?!现在的有 些名家,与前辈不同的,就是市场意识太浓,走走,就象大广场上拿话筒唱假 歌的歌星。 第7章第3节,荫麟破例地引证了秦始皇纪功石刻的原文,然后似乎很不经 意地写道:「在这幅员和组织都是空前的大帝国里,怎样永久维持皇室的权 力,这是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着的空前大问题,且看他如何解答?」 荫麟没有能把《史纲》写完,但就在上面那段不经意的点题里,已经把此 后全部历史的总题目交代给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笔法。 从此,「乃今皇帝,壹家天下」,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满天下 多是皇帝任命的官,直到宣统逊位。在考试(科举前亦有考试)面前人人平 等,布衣士子平地可跳「跳龙门」,但到头来都是争着为皇帝打工。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就成了这种官僚政治深层的劣根痼疾(吕思勉先生多次论 及);也正因为如此,「清官」物以稀为贵,才特别叫座。对皇帝的好处是不 用说的,「科举市场」人才资源充足,谁不老实,就招别的人来打工,所以宦 海浮沉,风波不断,至有「做鬼的又来了」的笑话(武则天宫女语)。对这一 点,唯有已故傅衣凌先生一语中的:中国古代的体制,特点不在「长期停 滞」,妙在它「最富弹性」,死去还可以活来。 试想,此后二千来年,所有的历史还不是围着这「空前」的「大」字,一 代一代的不停地补苴罅漏,为中央与地方的关係,为「铁打」的君王与「流 水」的职官之间的关係,为宽猛、收放、和战、治乱等等难题,费尽心机。其 中历史学起了关键的作用。前车倾覆,后者修轨;拨乱反正,正又复生奇。我 们的全部古代政治学,都写在《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里头。平心而论,成功 是巨大的。林语堂好刻薄,记得他说过:「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中国能 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大意)。能 说语堂先生刺耳的幽默里不包含真理?《东汉前中国史纲》刚开了头,例如关 於汉武帝的经济对策、关於王莽脱离实际的改制闹剧,都写得很有意思。在两 宋的遗篇里,对兴亡盛衰的讨论要更深入得多。 总之,中国历史可以回味的地方很多。荫麟《史纲》里值得回味的地方也 还有很多。最后,我要郑重地向读者宣传:真正生动的、真实的通史,如荫麟 那样,应该是大有读头的。 改定於1999年9月8日 [zgyj1999/xiamia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