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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时代的革命青年王元化先生，号清园。祖籍湖北江陵。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生於湖北 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份子家庭。父王芳荃先生，字维周（一八八零－一 九七五），少时家贫，由教会资助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该校首届毕业生。一 九零六年，与桂月华结婚，並於是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志诚学校教授英语。一 九一一年，进清华留美学堂教授英语。两年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教育 学硕士学位。一九一五年，仍回清华任教，並任註册部主任。学生中有梁思 成、闻一多、陈植等。毕生在教育界工作，先后任东北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教 授。武昌起义，维周先生曾以教授之尊自愿到战地救治伤兵，获代总统黎元洪 的嘉奖。大革命期间也参加了反军阀的进步活动。 清园先生受母亲及母系亲属影响较深。母系亲属几乎都是当时的新知识份 子。外祖父桂美鹏先生，字抟九，是沙市圣公会首任中国会长，负责长江一带 的传教工作。一八八五年，创建沙市第一所分班授课的新式学校，即美鹏学堂 （现改为新沙路小学）。抟九先生旧学湛深，同时又对西方存在著朦胧的向 往，希望中国走西方富强的路。老先生虽然在先生出生前即已逝世，但是先生 听母亲讲述得最多的就是外祖父，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祖母江太夫人性 情慈祥，在先生幼年时，经常带先生听戏，先生对京剧的爱好即植根於此。母 亲桂月华（一八八七－一九八六），年轻时曾从一位北欧传教士学医，后入上 海圣玛丽女校。通英语，对文学有浓厚兴趣，记忆力极好，能背诵古代诗词及 清代闺阁诗人所作弹词，经常吟唱弹词哄先生入睡。国学也有根柢，常助维周 先生润色中文函牍。舅舅桂质庭、四姨桂质良，先后均以第一名考取清华留美 学堂，赴美攻读。这样的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桂质庭获耶鲁大学物理学 博士学位，生前是武汉大学教授。桂质良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后嫁闻一多堂哥一传，在圣约翰大学教授医学，同时自行开业。与清园先生最 亲近的三姨母桂德华也曾留学英国及欧洲其他地方，酷爱文学，后任圣约翰大 学教授，讲授外国文学。 先生未满周岁即随母亲由武昌至北京和父亲团聚，全家定居清华园南院， 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为邻。清华著名的四大建筑均在二十年代落成，先 生在清华院中度过了十分快乐的童年，与赵元任先生女公子如兰、熊秉明等相 友善。罗家伦接管清华大学后，维周先生与罗牴牾，愤而辞职，转赴东北大学 任教。虽然全家在此时已经搬出清华园，先生却仍然寄居在清华西院六姨母 家，就读於清华附小成志小学。一九二九年后离开清华，回城中父母家，入孔 德小学、育英小学。五年级时患病在家修养，维周先生为购石印本七十回《金 批水浒传》，系先生首次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一九四零年，先生撰写〈金批 《水浒传》辩正〉，当道源於此。一九三二年，先生读初一，首次接触鲁迅作 品《孔乙己》、《故乡》。同年，全家为避日寇难逃难至湖北武昌华中大学舅 父桂质庭先生家，遇见韦卓民先生，从韦先生读《大学》、《中庸》。几十年 后，先生更与韦先生频繁通信，讨论黑格尔学说，一九八一年，先生撰〈记韦卓 民〉，记此事甚详。回北平后，先生在上学途中经常见到日寇在东交民巷练兵 场附近耀武扬威，后竟荷枪实弹到领馆区域外打靶，甚至开坦克上街。先生目 睹祖国蒙难，心中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一九三五年，先生时仅十五，就参 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並於次年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读育英中学高一时，被同学推举主编校刊，在其上发表文章，谈意大利侵犯埃 塞俄比亚、日货走私，因此和复兴社学生以及他们所勾结的校方展开斗争。 「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家逃离北平。先生眼病未癒，由家人扶掖上车，明明 知道日寇要抓知识份子，许多人因此不敢带钢笔、书籍、甚至眼镜等标明身份 的物件，却仍然冒著很大风险，偷偷将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攜 带上路。 辗转到达上海后，先生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承担了联繫文艺界的工 作。不久，考入大夏大学经济专业。至此，先生已经违背了父母的愿望。维周 先生一直逐月为清园先生存钱，作为他将来留学学习理工科的费用。先生却走 上了一条荆棘密佈的危险道路。不过，在上海期间，家里依然延请了周班侯先 生教授清园先生英语，授以丁尼生、柯勒律治诗文；延请任铭善先生授国学， 授《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任先生对清园先生影响甚大，先 生写文章之注重文气就是受到任先生指点的缘故。同时，先生也开始了文艺创 作，发表小说及文艺理论论文。同年，先生认识了一生荣辱与共、时在暨南大 学攻读英国文学的师母张可。师母出自苏州名门，祖父张一鹏先生、伯祖父张 一麐先生都曾任北洋政府要职。 一九三八年初，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 作。当时沙文汉为省委宣传部长，孙冶方为文委书记，顾准为文委副书记。先 生后来曾多次深情地说过，自己是在文委的哺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的确，孙 冶方、顾准与先生精神上的淵源是显而易见的。同年，先生发表了〈论抗战文 艺的新启蒙意义〉。这篇文章似乎尚未受到研究先生学术思想的人的注意。文 章认为新启蒙「並非五四启蒙运动的简单再现」，它的中心内容为「一、民主 的爱国主义，二、反独裁的自由主义」，並且指出新启蒙运动之所以提出「理 性这口号」，「实是它必须抑制无谓的感情冲动，反对任何笼统的幻想，才能 达到认识现实的道路。」据先生五十年后撰写的〈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 四」精神一辩〉，新启蒙是一些进步理论工作者在抗战爆发前夕，国家存亡关 头提出来的，「可是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用『新启蒙』口号，这次出现不久的 启蒙运动也就夭折了。」但是，这三个字在半个世纪后的一九八八年再次成为 先生主编的，影响极大谤亦随之的杂誌的名称，绝对不是一种巧合，是符合先 生思想发展的脉络的。一九三九年，先生随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回上海后， 调至文学党小组，在孤岛期间开展的文艺通讯运动中负责组织工作。同年三 月，编辑出版了《抗战文艺论集》。十月，发表长文〈鲁迅与尼采〉，戴平万 指出了此文的不足，但是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者「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 青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称作者 对鲁迅思想的分析「非常正确」。一九四零年，先生发表了长文〈现实主义 论〉和〈金批《水浒传》辩正〉。后者经修订收入《清园论学集》，是先生自 己比较满意的一篇文字。文章解释了金圣叹憎恶水泊梁山，却又大捧特捧《水 浒传》这一矛盾，指出金的真意乃是「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 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於手也。」金圣叹所採取的办法 有两个：一，「把这本有生命有内容的书籍，缩小在文法的范围里」；二， 「诬蔑宋江来替朝廷辩护。」文章固然带有相当浓厚的特定环境下的时代政治 色彩，但是，思考角度的新颖独特、推演论证的严密细致、文笔风格的老练犀 利，都是让人心折的，而当时先生还是一位未满二十足岁的青年。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文章首次明确表达了先生毕生坚持的两个重要意见，一是强烈反对 「造谣中伤，曲笔构陷」，金圣叹这么做，自然引起先生「很大的反感」；二 是反对「流氓习气」，因而在承认李逵「诚然可爱」的同时，批评他「乱抡板 斧，不分官民排头砍去」的蛮干行为，以为「这种粗鲁角色是很容易上当和被 利用的。」先生一贯反对「流民文化」，可谓渊源有自。也就是在这一年，先 生的文艺思想开始了比较重大的变化，在读了《海上述林》介绍恩格斯关於现 实主义的理论后，认识到了藏原惟人从苏联拉普派传来的所谓社会价值与艺术 价值二元论的偏颇。这种说法来源於对普列汉诺夫艺术作品中含有「社会等价 物」的观点的阐释和发挥，先生在四十年后的一九八零年撰文表示了自己的怀 疑，即这种理论「可能是从马克思《资本论》关於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二重性 这种观点套用出来的。」先生之反对所谓真实性强倾向性差的说法，应该溯源 於此。 一九四一年三月起，先生负责《奔流》文艺丛刊，並在第五辑上用笔名 「佐思」发表了〈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针对的是「和平文学」和「抗 建文学」，遭受到顽固派的围剿，刊物也被没收。丛刊后改名《奔流新集》， 成为上海孤岛时期最后一个公开的进步文学刊物。当时先生还负责联繫包天笑 等礼拜六派作家。十一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标志著孤岛时期的结束，日寇 占领了租界，环境更加险恶了。先生在〈我所认识的纫秋〉中回忆当时的情况： 「上海顿时陷入黑暗之中……，抗日活动转入地下，我们只在自己的范围内活 动，座谈会取消了，刊物不办了，不是工作需要的来往切断了，犯忌的书籍自 行焚毁了。我们必须遵守地下工作的原则，甚至必须牺牲自己的爱好和读书的 兴趣。……我们充分尝到在敌人刺刀下丧失家国之苦。」此后，先生化名王少 华，在上海储能中学教授国文和文学概论，引导学生阅读鲁迅作品，並自编教 材，以《扬州十日》、《指南录》等教诸生，深受诸生爱戴。四二年十月，中 央指示地下党江苏省委全部撤往华中根据地，原属各委独立工作，经由交通与 根据地上级组织联繫，年仅二十二岁的先生一度负责文委工作。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先生在党内学习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政治标准 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这个意见是和先生四零年文艺思想的转变，怀疑 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二元论一脉相承的，也是先生一贯坚持独立思想的反映。 四三年冬，先生创作了〈舅爷爷〉，意在「唤发起那些陷在生活泥沼里的人们 对於人性美的响往。」小说在抗战后才正式发表，得到广泛注意和好评，师陀 主持的苏联电台文艺节目中也播送了。先生曾经一度想放棄理论，专门从事创 作。但是，先生的气质在本质上是思想家的气质，因此，这种想法自然也就被 先生抛棄了。四五年，先生创作了小说〈花圈〉、〈残废人手记〉。这些小说 的创作意图，先生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脚踪》的「序」中有所回忆：「敌人 的凶残决不仅仅止於对志士仁人所施行的杀戮和严刑拷打，而且还用无形的罪 恶黑手把这个城市污染。畸形的生活在每个家庭中掀起风波，撒下不和的种 子，使本来应该彼此伸出援手的亲人，在难以忍耐的生活折磨下为一些琐事发 生争吵，互相仇恨，互相伤害。敌人在毒化生活，他们摧残人性，而这些兽行 却是受害者所难以觉察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不能忘怀这段苦难的历程。」抗 战胜利后，先生和满涛（原名张逸侯，师母之兄）在《时代日报》编辑《热 风》周刊。停刊后，又与楼适夷、满涛在《联合晚报》合编文学周刊《奔 流》。十一月，听到罗曼 罗兰逝世的消息，撰写了〈关於罗曼 罗兰〉，后 以〈关於《约翰 克利斯多夫》〉为题置〈谈谈十九世纪外国几位文学家〉下 收入《清园论学集》。《清园论学集》所收四九年以前的文字仅四篇，这是其 中之一。文章是赞美罗曼 罗兰的，但同时也可以看作先生的言志文。作为一 个生活在危险之中的地下工作者，先生写到：「他行动之前並没有预先看到了 成功的希望，像投机家有了成功的保障之后再来动手。他不是为了成功，而是 为了信仰才去战斗。」先生在孤岛时期开始的，在上海沦陷后进一步加深的思 考，已经使先生内心产生了冲破一切束缚的渴望，先生写到：「一个伟大的心 灵就会被这种抽象的封条封闭吗？」先生后来历经劫难矢志追求的另一种现实 的理想在这篇纪念罗曼 罗兰的文章里已不再仅仅是萌芽了：「罗兰像一个音 乐家，不是要创造『物质世界』领域中的现实，而是要创造『精神世界』领域 中的现实。」这篇短文在先生的思想历程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在此，还应该 提到，先生关於罗曼 罗兰的文字在海外也找到了真正的知音。日本著名学者 相浦杲教授在一九八二年亲自将此篇和先生一九五零年所写的〈重读《约翰 克利斯多夫》〉翻译成日文。相浦教授在《有关罗曼 罗兰的一些事》中写 到：「时间虽已久远，其中的见解却精辟如故，使人对作者关於罗曼 罗兰研 究的识见深为钦佩。……我对王元化先生──这位虽是仅长我六岁的兄长，却 是傑出的古典文学家——这样的知识份子，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先生在此后的日子里，仍然主要以受党的委派编辑刊物为主。四六年四 月，先生任《联合晚报》副刊《夕拾》主编，撰写了一百五十余篇《古史新 论》。由於在法院审理臧大咬子案时，通译官许少勇威胁证人，先生撰〈谈 丑〉加以抨击，被许控告；加上时局日紧，乃离沪北上。至一九四八年暑假， 先生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今北方交大）教授大一、大二基础国文，选 《文心雕龙》为教材。曾向父执辈汪公巖先生问学。汪先生是广雅书院高才 生，朱一新门下高弟，《无邪堂答问》有一卷即是回答汪先生提问的。曾入张 之洞幕，助撰《劝学篇》。清末曾在新式学校中教授自然科学课程，並曾一度 在东北任溥仪的化学教师。国学功底深厚，长於艺事，精绘画，作清华校歌歌 词。汪先生对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多有指点。《清园论学集》卷首所引诗 「学不干时身更贵，书期供用老弥勤」即汪先生所作。先生《文心雕龙创作 论》的某些观点最早即萌生於这一时期的授课中。在大学教书的同时，先生仍 然撰写了大量文字，並被当时的文委负责人认为是《横眉小辑》的发起者，而 据说其中对文艺界现象的批评违反了党的政策，刊物被勒令停办，先生遭到无 理批评。一九四七年，先生的第一本论文集《文艺漫谈》由上海通惠印书馆出 版，所收论文截止四五年，书名及笔名「何典」都由书店代拟。先生自己对本 书的评论是：「这些文字多半是抄袭苏联的理论模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和感 受，我从这种模仿中挣扎出来，已是孤岛时期结束以后。」 次年三月，先生与师母按基督教仪式在上海慕尔堂举行婚礼，从此开始了 备受学林尊敬的相濡以沫的生活。秋，国民党败局已定，白色恐怖更为严重。 先生在此时被召回上海，先在诚明文学院任教一学期，后被派往黄炎培任社长 的《展望》杂誌社任主编。《展望》不久被查封，四九年三、四月之交，先生 被派负责编辑《地下文萃》。这是一项危险異常的工作，以前几期《文萃》都 被国民党破获，编辑人员遭到杀害，在四九年上海这个已经失序的恐怖世界， 承担这种工作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随时都可能被杀害，看不到即将来临的胜 利。幸好上海不久就解放了。 四九年，先生年仅二十九岁，在此前的岁月里，先生一直是坚定的，投身 於极其危险的地下工作的，为理想而不惜牺牲的革命青年，文学创作、文艺评 论都是先生针对旧世界的批判的武器。毋庸讳言，正如先生后来经常反思的那 样，这个时期的作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模仿苏联的痕迹，有遵命文学的迹 象。但是，如果和当时的同类文字相比，这些痕迹和迹象都是相对比较浅淡 的。原因是，先生从小薰染的基督教传统，在先生的思想里早己种下了爱世 人、宽容、追求理想、渴望人性美的种子，虽然从小祷告的先生最终选择了共 产主义而非基督教信仰，但是，选择並不能折断基督教对自己不绝如缕的影 响。除此之外，先生受十九世纪的优秀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先生 时常引用的「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其中透露的信息是颇 堪寻味的。同样重要的是，有著强烈西方文化背景的上层知识份子家庭不仅没 有切断，反而有意识的按类似私塾的传统方式培养加深先生对国学的感情与理 解，使得先生没有象其他绝大多数的「五四的儿子」一样，对传统持简单的排 斥乃至摒棄的态度，而是涵泳其中领略精髓，因此，先生身上也带有传统贤士 大夫超迈流俗卓然不群的傲岸风骨的烙印。总之，出於众多因素的影响，先生 的思想资源绝非是一元或简单的二元的，比起同时代的人来要丰富得多。这从 根本上决定了先生思想的独立性，在运用批判的武器的同时，必然会进行武器 的批判。
身辱志不降，吹尽狂沙始到金四九年后，先生负责《时代》杂誌的编辑工作，同时经郭绍虞先生推荐在 复旦大学任教。撰写评论文章也一直没有停顿。五一年，先生被调至华东局宣 传部文艺处，不久，又调当时规模相当大的新文艺出版社任总编辑、副社长， 同时任出版局和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先生在〈舒同书法集书后〉中，回忆 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经历：「平时说说笑笑的同志，突然全都繃紧了脸。开 会时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我感到很不习惯。一次会上大家说完，轮到我去批评 那位我並不认为有问题的怀疑对象，我实在说不出，但又不能不说，而要说又 不知说什么，既紧张又惶恐，憋了半天，哇一声哭了出来。一位同情我的同志 批评我受到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太深，划不清人道主义思想界限， 总算结束了这种窘困局面。」先生已然意识到，今后「恐怕就不可能这样轻松 过关了。」但是，先生依然无法改变自己宽厚的天性，对一些所谓有问题，有 些还是相当严重问题的人，时常情不自禁地伸出援助之手。已经有很多象鲲西 先生〈还书记〉这样的文章记述了这些事情。 署名方典的《向著真实》由新文艺出版社於五二年出版，不久就印行了三 版，一九五五年被禁。先生后来在文章中说：「我完全没有料到在以后历次文 艺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中，写真实竟会成为最受攻击的目标之一，经历厄 难。」五四年底，先生又被调至夏衍任书记的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担任文学处 处长。几乎於此同时，株连极广的反胡风运动开始了。先生在四五年就已经认 识了胡风，但是交往不多。当时地下党文委的一位负责人说胡风有严重政治问 题，先生表示缺乏证据，並因此在解放初未被安排工作。先生在筹建新文艺出 版社时又举荐了张中晓，后又出版了两本胡风的书，新文艺出版社就被认为是 胡风的老窝了。五五年四月底，张春桥接替调京的夏衍，出任文委书记並成为 反胡风专案组成员，就立即将先生隔离，自同年六月至五七年二月下旬，先后 幽禁在两个地方。家人也全然不知先生身在何处。据彭柏山夫人朱微明〈柏山 和胡风及胡风事件〉：「因为元化坚决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张春桥对他百般 折磨。」李子云在〈良知的痛苦，艰难的挣扎——周扬同志印象〉中说：「曾 听说周扬同志提出王元化同志是党内少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 学者之一，如果他肯承认公佈的关於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於反革命性质，儘 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王元化同志仍然坚决拒绝，结果戴上了胡风反 革命份子的帽子。」先生虽然在当时尚未也不可能从学术角度对意图伦理做出 后来的批判，但是，先生反对因态度立场问题对人物、事件定性的态度是一贯 的。直到五七年初的隔离时期，先生还坚持自己的这个观点，对组织上派来和 他谈话的人讲，不能因为胡风与周扬文艺观点不同即将胡风打成反革命，还为 张中晓辩护，说他是一个纯朴的青年。结果当然受到严厉呵斥，被指为对抗组 织审察。不是过来人是很难体会这种苦难的。先生以后在〈序无梦楼随笔〉中 沉重地写到：「在隔离审察中，由於要交待问题，我不停地反覆思考，平时我 漫不经心以为无足轻重的一些事，在一再追究下都变成重大关节，连我自己都 觉得是说不清的问题了。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 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才能经受住这场逼我而来的考验。我充满各 种矛盾的思虑，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在这场灵魂的拷问下，我的内心发生了 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被我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了。我 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棄在无际的荒野中，感到惶惶 无主。这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可怕的时候。至今每一念及，犹有余悸。」先生 为此患上了心因性精神病。经济来源也几乎断绝，先生只能为书店翻译书稿。 不久，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也发生了，先生还患上了肝炎。在如此艰困的条件 下，先生与父亲维周先生一起翻译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这是一本很难 读的书，难度极高，但是，译本的翻译质量之高是罕见的。只要举一个例子就 足够了。此书有很多从方言而来的地名音译，要将它们复原为汉语远非一件轻 松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地名，先生断为「芦墟」，而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 生认为应作「甪直」，后来证明还是先生所断为确。五九年底，先生被定为胡 风反革命份子，开出党籍，行政降六级。随后被安置在作协文研所。 在以后的岁月里，先生所遭受的折磨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文革开始，先 生自然在劫难逃，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七零年至七二年，再次被隔离审 查，心因性精神病再次发作，少年时的眼病复发，某天早上醒来，右眼完全看 不见了，幸好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治癒。绝大多数原来的朋友当然是不再往来 了，肉体上、物质上的折磨伴随著精神上的孤寂，压迫著先生。先生所作七律 〈送柏山上路〉有句云：「豪情都作断肠梦，岁月渐催鬓髮斑。心事茫茫谁堪 诉，问君更得几时还？」实在是先生心情的最好写照。 但是，公道和正义感並没有在人心中死绝。好几位著名学者，如韦卓民、 熊十力、郭绍虞、朱维基先生依然尽可能地帮助先生。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 先生正好分别对应於先生自己致力最深的几个领域，分别是：韦卓民之与黑格 尔研究，熊十力之与佛学（主要反映在《文心雕龙》研究中），郭绍虞之与古 代文论及《文心雕龙》，朱维基之与莎士比亚译介。先生也就在连生存和存在 都几乎成为问题的环境下，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坚韧意志，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呕 心沥血的研究成果是否还有出版问世的一天的情况下，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埋头於思想与学术、思辨与反思的海洋里。事实上，这些文字的发表也都在十 年以后了。还是让我们引用先生曾经引用过的罗曼 罗兰在《约翰 克利斯多 夫》里的话吧：「他的目的不是成功，是信仰！」 需要指出的是，依照现代学术的分类理论，这些领域可以说都相隔甚远， 大概不会有那位学者彼此兼顾。然而，先生这么做了，因为他已经超越了世俗 的计算，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学者，而更是一位信仰者。儘管这些领域在先生的 思想学术旅程中绝不是孤立分离，而是互相关涉、互相交融的，我们在评述时 却只能无奈地略作区分了。 先生被安置到文研所后，应一些青年之邀，给他们讲授《文心雕龙》，从 而开始了《文心雕龙》的研究。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一部 在体例上略仿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的专著，不过，其主要部分均在文革中 完成。这是部开创性的、有典范意义的著作，奠定了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其范围绝不局限於文学理论界。创获之多之大，都不 是本文可以全面论述的。我们只能就先生採用的研究方法，在书中选取几个首 发之覆，略加评述。其实，先生在六四年撰写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 引〉已经作了自我说明：「《释义》是掌握了清理和批判的原则对《文心雕 龙》创作论进行剖析的。不过在论述方面，《释义》的正文和附录各有其不同 的重点。正文侧重於清理，因为正文的任务是按照刘勰理论的本来面目忠实地 揭示它的原有意蕴，这样就不宜在这个重点之外，另生枝节干扰阐述的主要线 索，分散读者的注意。所以《释义》就把批判划归附录，作为附录的重点之 一。自然就研究方面来说，清理和批判不能截然分割。只有经过了批判才能真 正清理出刘勰理论的原来面目，同时也只有真正辨清了刘勰理论的原来面目之 后，对它的批判才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但是，在表述研究的成果时，仍不 妨使正文和附录各有侧重的一面。不过，我们应该把正文所侧重的清理，理解 作经过了批判的清理，把附录所侧重的批判，理解作经过了清理的批判。」 这段话固然是夫子自道，却是因了老辈学者固有的谦逊态度，並没有完全 说明先生所使用方法的精义。先生的清理、批判互为表里的研究方法不仅应用 在刘勰的思想上，也将之用於探究作为他山之石加以借鉴的西方理论。这一点 在此也只能简单的谈一下。先生曾多次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 的一段话，来表明自己对於将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的看法：「人体解剖对猴体解 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 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先 生由此想到，「对於萌芽形态尚未成熟的文学现象，只有用后来已经成熟的发 达形式的文学现象才能加以说明。」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先生认为《文心雕 龙》是「低等」的，恰恰相反，先生认为同时代的西方尚无堪与比肩的作品， 而是很好地说明了先生之所以赞同季羡林先生「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 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意见的理由。以这样的态度来治学，才有 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借鉴流於借用、比较流於比附的病态现象。将中国文艺理论 术语，特别是其「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萌芽胚胎」，予以明确的界定和说明， 不仅是研究手段，也是研究目的本身。先生对西方的有关理论同样採取了清理 批判的态度，选择翻译了《文学风格论》和莎士比亚研究评论文字，钻研了黑 格尔的美学理论，等等，这一切确保了先生名之为「综合研究法」的可能和成 功。 此书问世后，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以及 季羡林先生的《中印文化关係史论集》等同获首届（一九七九－一九八九）比 较文学图书荣誉奖（最高奖），充分说明学术界对先生「综合研究法」的高度 评价。程千帆教授在《原学》第三辑发表的谈话中谈到，近代章太炎、王国 维、陈寅恪至当代朱光潜、王元化等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有新的突破，在於将传 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结合起来，这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融解 与渗透。又说：「王元化讲我国古代文论中的风格，比别人讲得都好，这是由 於他对德国古典美学体会深。不是硬用黑格尔套刘彦和，或者反过来。」无独 有偶，袁行霈教授回忆，在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中，王瑶先生生前曾有一个重点 选题，就是要把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十五位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成果分别进行总 结，按照时间序列，其中打头的王国维，结尾就是王元化。同样要注意的是， 在先生的理解批判中也吸收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优秀方法，如考据。在此仅举一 例。关於刘勰的身世问题，过去一般认为刘勰出身士族，先生则不同意这种说 法，在一九六一年写成〈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利用了大量的材料，从 士族身份的规定、刘氏世系、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文心雕龙》反映出来的 思想观点等角度，如剥笋般层层推演，考明刘勰並非出身士族，而是出身於家 道中落的贫寒庶族。在没有铁证的情况下，先生宁愿阙疑，比如刘勰家族与天 师道的关係问题，先生也注意到刘勰祖先颇有以「之」为名者（季羡林先生也 指出了这一点），当然更不会不知道陈寅恪先生的著名论断，不过，具体到刘 勰家族，先生並未骤下决断。 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为百花洲出版社出版的当年读黑格尔笔记的影印排印合 璧本所写的序〈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里回忆了从接触、到喜爱、到钻研黑格 尔著作的经过。先生在五十年代被审察时开始接触黑格尔，最先阅读的是《小 逻辑》，后来旁及所有黑格尔著作的中译本，除了《小逻辑》以外，其中《美 学》、《哲学史讲演录》都是先生反覆读过很多遍，並且作了几十册的详细笔 记。韦卓民先生因此称先生之读黑格尔为「韦编三绝」。据先生自己讲，他起 初是「一个从来不习惯於思辨思维的人」，但是在克服许多困难，读通了之 后，先生成为黑格尔的景仰者，领略了黑格尔哲学「无坚不摧扫除一切迷妄的 思想力量。」先生从此「沉潜於思辨的海洋，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於令人心醉 的激情世界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先生只读那些难懂的书，有意识地 向自己发出挑战。结果是，先生「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 批判精神。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也 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 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 倡独立思考的意义。」批判也被先生应用在黑格尔哲学本身。经过以独立思考 为原则的批判，黑格尔哲学不再仅仅是批判的武器了，而且也成为先生进行武 器的批判的利器。先生有关黑格尔哲学的心得是相当多的，可贵的是，虽然先 生也和韦卓民先生保持著密切的、高质量的有关黑格尔的通信，但是，这些心 得主要还是先生沉潜自造而得的。先生无法利用德文原著，如果不是经过冷暖 自知的苦读与思考，是不可能对名家的译文提出精当的批评的，认为「情志」 比朱光潜先生所用的「情致」更为恰当就是显例。在此，只能简述一下先生的 几个主要心得。这些心得化为铅字发表当然都是以后很久的事情了。 首先是知性问题。知性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先生认为，康德 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将知性看作认识的一种性能和一个环节是完全必要的，有 助於纠正将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的二分法。按照这种二分法，很可能将知性和 理性混淆起来。知性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並不可能达到对事务全面的、本质的 和内在联繫的认识。知性也不能认识美。先生在隔离结束回家后，利用这个心 得解决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由抽象上昇到具体」的 多年来聚讼纷纭的难题。先生不满意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说明方法」 和「叙述方法」来加以解释，认为马克思也是运用了感性──知性──理性三 段式的。马克思所说的「分析的理智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规定」就是指知性而言 的。先生在后来运用这个理论，批评了所谓的「抓要害」以及攻其一点不计其 余的恶劣作风。下面还会谈到，这个观点还惹起过一场风波。 其次是关於《小逻辑》提出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三范畴论。先生 发现黑格尔在〈理想的定性〉中使用阐述了理念经过自我发展过程而形成具体 的艺术作品，先生並进一步认为美学中的情况相当於逻辑学总念论三范畴论中 的普遍性，情境相当於特殊性，情节相当於个体性。先生还曾经对黑格尔关於 「抽象的普遍性」和「总念的普遍性」的划分相当钦佩，不过，近年来已放棄 此说。先生认为，知性的普遍性固然不可取，但以为总念的普遍性可以将特殊 性和个体性一举包括在自身之内，却是一种空想，在逻辑上虽有可能，事实上 却无法做到。这样的思想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先生后来还将这一意见用於对卢 梭公意说的批判。 复次是黑格尔《美学》中的情志说。情志既不是具有低劣意味的情欲，也 非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智所形成的思想，而是盘踞心头不招即来的一种意志力 量。它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却又兼具两者的某些性质，先生认为，这就可 以将艺术品中表现思想感情问题置於更深入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诸如此类 的心得在先生的黑格尔研究中尚有不少。 当然，在九十年代先生开始的反思中，有些观点已经被先生自己舍棄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种普遍性外，比较重要的是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问题。先生 最近已不赞同两者一致的说法，而是认为，从历史的发展中固然可以推考出某 些逻辑性规律，但它们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历史和逻辑並不一致，后者绝不 能代替前者。因此，先生指出，应当强调法律上的证据，而不能根据逻辑推理 和自由心证。 在这段困厄的日子里，先生还和师母一起，共同翻译了几十万字的西方莎 剧评论。心灵的经历与体验和研读黑格尔颇有相近之处，先生也经过了从不喜 好到为之入迷的过程。这里面当然有学术研究的成份与追求，不过，更主要的 恐怕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探求人性的渴望。有心人自可参看先生的〈读莎剧时 期的回顾〉。 先生的平反要晚至一九七九年。从七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先生的研究兴趣 明显转向了思想史研究。七六、七七年，分别撰写了长篇论文〈韩非论稿〉和 〈龚自珍思想笔谈〉，其意均在批驳评法批儒闹剧中的谬论邪说，以真正的学 术文章傲视兼藐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文字。 〈韩非论稿〉旨在探究所谓「集法家大成」的韩非思想。先生指出，韩非 的学说融会了法、术、势三个方面，与早期法家一断於法明显不同。韩非学说 中出於中心地位的是术，在立论上也是如此，论者在评价韩非时模糊了法和术 的界限。韩非主张的根本就不是法治精神，而是君权至上，而且还是愚民政策 的倡导者，只能说比起早期法家来是后退了。先生在文中直截了当地反对将乾 隆归入法家，认为乾隆倒可归为韩非一流。先生完全知道主张将乾隆归为法家 的是何许人也。先生又一次运用黑格尔作为武器，指出韩非的君主本位主义理 论的哲学基础，就是如黑格尔说的使「个体停止其为主体」，即用共性湮没个 性，用同一性取消特殊性的那种本体论。先生还揭示了，韩非的治道就是利用 人的自私自利的恶劣情欲，同时必然就会满眼敌情人人可疑。並且，韩非滥用 了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是合理的不可两立的矛盾律，将之扩大到本来是辩证统 一的关係上。这篇文章的写作时在「四人帮」垮台前夕，这是需要巨大的追求 真理的勇气的。 写作〈龚自珍思想笔谈〉时，先生仍尚未平反。先生将龚自珍的文学主张 概括为〈识某大令集尾〉里的「达」、「诚」、「情」三字，阐述了它们的新 意所在，並著重指出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情」近似於费希特的「自我意识」， 其内涵乃是反唯理主义的个性解放。先生一反旧说，认为龚自珍的经世致用之 文和他的批判性寓言之间存在著相当大的矛盾，指出对前者不能评价过高，相 反，后者却有恒久的价值。先生还以《龚自珍全集》无一字提及申韩之法，连 申韩之名也仅一见为证，批驳了将龚自珍归为法家的无稽之谈。
千淘万漉，堂堂溪水出前村先生在七九年十一月九日历经二十三年的冤案平反前，已到大百科上海分 社负责文学卷编务，平反后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领导小组成员，《中 国文学卷》分编委副主任。一九八一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 员，后再连任一届。八二年，当选中共「十二大」代表。八三年，出任中共上 海市委宣传部长。八五年五月，不再担任宣传部长。 从部长位置上退下来以后，先生不再参与任何实际工作运作，杜绝一切请 託推荐之事，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毕生喜爱的事业——学术研究之中。独立的 思想、自由的意志是先生矢志不移坚持的，先生有戏言曰：「我既不参加合作 社，也不加入互助组，我是单干户。」虽然如此，先生还是为华东师大中文系 培养了好几位博士，主编了多套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丛书，参加和主持国内外的 学术会议。当然，这些繁忙的学术活动与组织工作绝不会使先生停止笔耕。七 九至九九年这二十年间，先生的学术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高潮，而 且和以前从事地下工作和身受迫害时期相比，都有相当详细的记录。下面，我 们只能以大致编年的方式予以依然只能是简单的评述。 整理发表劫后幸存的累积了二十余年的旧稿之外，先生不断有新的力作问 世，很多意见都受到学术思想界的高度重视。八零年发表的〈和新形式探索者 对话〉，先生指出，面对滚滚而来泥沙俱下的西潮，「如果有人主张重袭前清 顽固派保存国粹的那种对策，或者採取义和团扒铁路、砍电线杆的那套蛮干办 法，我是坚决反对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以及《中国新文学大 系》（一九七六——一九八二）理论二集都对此文评价很高，认为它「对於其 他一切传统和新生形式的借鉴，这都是十分中肯的告诫。」鲁迅是先生从青年 时代起就十分崇敬的作家，也从未停止过对其思想的探究。八零年，先生为鲁 迅百年诞辰写作了〈关於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提出要开阔思路，「如果只 根据鲁迅本人的文章来品评，明於此而昧於彼，那就会使他的许多针对性的观 点难以索解。」因此，在鲁迅研究上也应倡导综合研究法。文中还指出，鲁迅 和进化论的关係以及所谓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路程，都还有待於进一步的深入 讨论。不知有没有人注意到，虽然表面上看谈的只是鲁迅和章太炎的关係问 题，但是，先生正是在此文中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状况表示了明确的不满： 「目前在思想史方面我们还很缺乏具有卓见的文章。」同年十二月撰就的〈模 仿 作风 风格〉是译著《文学风格论》的跋。文章指出，长期以来的风格理 论是非常贫乏的，先生著重阐释了作家的创造个性和文学体裁本身的要求，进 而提出「倘使我们整理並借鉴我国古代文论和外国文论中的风格理论，放开眼 界，使思想活跃起来，是可以突破今天在文学风格论的探讨上所形成的僵滞状 态的。」此文之出，开以后风格论研究的风气，周振甫先生的《文章风格 学》、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风格论》等都受到影响。八四年四月，先生在全 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上作了题为〈文艺理论体系问题〉的发言， 针对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某些不良学风，对「批判」作了说明：「绝不能理解 为大批判式的批判，而是指对於概念进行清理，沙汰其中模糊不清的杂质，使 之通体透明、清晰、准确。」对那些意在求胜的所谓商榷文章和企图作惊听回 视之论的所谓翻案文章进行了批评。这也是先生就学风发表的较早的意见。 先生在这个时期仍然有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风波之中的经历。八三年 初，先生去天津迎宾馆与王若水、顾骧共同襄助周扬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 周年讲话稿〈关於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由先生统稿。周扬坚 持将先生已经发表的关於知性问题的意见写入文章，以表示自己的赞同。文章 发表了，遭到某位「理论权威」的不满，竟由此引发了一场「反精神污染」运 动。先生当时作为宣传部长，向上海市委提出不重复过去运动的方式，不搞人 人表态，更不也去剪披肩髮。这些意见得到汪道涵、陈国栋先生的支持。先生 还取消了《解放日报》已经排好了的两版表态文字。中纪委专门派员调查先 生。不久，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夏征农为组长、陈其五和先生为副组长的思想工 作领导小组。同年，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对「有人提出一种新 观点或论据，於是群起袭用，既不註明出自何人何书，以没其首创之功，甚至 剽用之后反对其一二细节加以挑剔吹求，以抑人扬己」的恶劣学风，痛加抨 击，「必须痛加惩创，杜绝流传」，强调「我们应该对古往今来提出任何一种 新见解的理论家，都在正文和脚註中一丝不苟地予以註明。」先生是亲受其害 的，先生的著作广被承认后，抄袭者蜂起，有人随意统计就不下五十次。八四 年十一月，经先生倡议，复旦大学主办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研讨会，在讲 话中对思想史研究必须注意的问题发表了重要看法：「当我们研究一位思想家 的思想时，应该划清下面几个界线：一，不能用语彙对比来判断一位作家是属 於哪一个思想体系，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化、庸俗化的办法。一个思想家在引用 其他思想家的文字时，我们应注意有这种差異：一种是舍本意的引证，另一种 是用本意的引证。这两种引证方法要严加区别。……二，要划清思想资料和思 想体系的区别。」这些都是人所未言的。八六年四月，先生又在《文心雕龙》 学会第二届年会上作了〈关於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的讲话，並在其中 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要素的独特看法。先生认为，这样的要素有四个，即在 创造力上表现的特点，心理素质，特有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和行为方式，价 值系统。面对学术界随生随灭的所谓「新学派」、「新学说」，先生在本年十 一月的〈新思潮与新成果〉中发出告诫。先生引用黑格尔曾经援引过的《新 约》里的话，即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将要把你抬出去的人已经站在门口，批评 趋新猎奇、随心所欲、只凭好恶、任意摆弄的「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所谓新理 论。 戏剧评论是先生一直感兴趣，也曾经投身其中的研究项目，不过有很长一 段时间並无专文发表。八十年代中后期，臭名昭著的样板戏居然重新作为革命 宣传与教育工作工具而被提倡，先生於是在八八年四月作了〈论样板戏及其 他〉的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后经修订，改名为〈论样板戏〉。文章尖 锐地指出，样板戏是三突出理论的实践，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而三突出理论所 表达的那种个人崇拜根本就蕴含著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实质。文章发表后，得到 广泛的支持，不过，也有人写信漫骂。九月，先生撰写了〈论传统与反传统 ——为五四精神一辩〉，其中对鲁迅的评价引起各种各样的很大的关注。先生 的主要意见是，鲁迅直到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於《二心 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代表了一种精神上的昇华。这个意见当然被绝大多数 的真正研究者认为是符合鲁迅实际的。但是，后来也居然有一位「著名文艺理 论家」在其所撰〈从五四启蒙中继承什么——重读《新民主主义论》兼评《新 启蒙》的某些观点〉中说，他认为这是「有意的歪曲，是自由化思潮惯用的伎 俩。」真是不知所云了。实际上，先生此文的真正精义恐怕是对传统文化特点 的论断以及对启蒙运动中断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具有这 样的特点：「靠意会不借助言传的体知的思维方式，强调同一性忽视特殊性的 尚同思想，以道德为本位的价值系统。」侧重於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忽视 个性，以社会道德排斥自我，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想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使 个性失去了主体性。这种固有偏见加上传入的错误理论双管齐下，是启蒙运动 中断的重要原因。因此，不仅没有必要把责任推诿到救亡上去，而且，更不能 由此得出结论，以为必须反对学者与艺术家的参与意识，以为有参与意识就会 丧失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先生是不赞同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的。 此年的先生是非常忙碌的。十月，主编的《新启蒙》文丛出版。这份杂誌 的某次一般聚会在不久后就被指责为一场更大风波的源头。上面提到的那位文 艺理论家在同一篇文章里说到：「所谓『新启蒙』，……实际上不过是在召唤 资产阶级思想的亡灵，要我们『补』资产阶级的课，用资产阶级的文化观、价 值观来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航向。」另一位化名的作者乾脆诬指《新启 蒙》为「与四项基本原则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越演越烈」的 重要原因，指责《新启蒙》「具有机关刊物性质」，构成了自由化的「核心内 容」。其实，《新启蒙》的宗旨已由先生在第一本丛刊的「编后」中明确表述 了：「理论的生命在於勇敢和真诚，不屈服於权贵，不媚时阿世。」这是先生 一贯坚持的为学态度，从无改变。八九年三月，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 义》撰写了序言，顾准其人其书，他的经历和思想，此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 注和尊敬。同年四月，先生在一次於北京举行的文化发展问题座谈会上，忧心 忡忡地提出必须警惕和防止文化水平的下降。 进入九十年代后，先生更加高颺独立思想、自由意志，在学术界首先倡导 进行深入的反思。当时确实有一些人抱著「我没有什么需要反思的」的心态， 对先生的倡议无法理解。这是由於他们不了解先生提出这一倡议的心境和「反 思」的真正内涵。先生的心境在〈与友人谈掌故书〉里有所表露：「我也一样 觉得自己思想光亮太少。我实在觉得中国人民多灾多难。论聪明，论才智决不 后人。百余年来，仁人志士为此家国，舍身忘己，忍大苦难，仍无法力挽狂 澜，促其新生。瞻望未来，茫茫不见光在何处，每念及此，不觉悲从中来。」 在这样沉重的心情之下，先生所说的「反思」，针对的不仅是外在於自身的社 会状况、运动思潮，而且同时或者毋宁说更多地是要反诸己身内心，就自己的 心灵变化、思想演变进行毫不留情的清理和解剖。其结果自然会抛棄一些以前 的观点思想，如前面提到的有关黑格尔哲学的某些看法；发掘出一些过去被忽 略的理论问题、思想潮流及其代表人物，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知识资 源和思想构成。这也是先生九十年代极有创获的学术思想的主要发展取径。 九一年十一月，先生撰写了〈文心雕龙讲疏序〉，此文是进入九十年代后 所作的第一次反思，对过去在黑格尔哲学思想影响下撰写此书的某些观点作了 深刻的再思考。次年二月，先生撰〈思辨发微序〉。文中首次引用王船山的综 合情意说，认为过去中国知识份子大都把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学术良心渗透到治 学中，並说到：「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五 月，先生撰写了致张灏教授的〈与友人论海内外学风书〉，在肯定了海外现代 思潮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先生也表示不能接受那种六经註我或强人从己的理论 和实践。对海外有些学者所使用的概括方法，先生援据自己有关黑格尔具体的 特殊性的反思结果，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六月，先生撰写了重要的〈与友人谈 公意及其他书〉，后改名为〈与友人谈公意书〉。这是先生对卢梭思想反思的 重要成果。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先生心中很多年，先生象读黑格尔时那样反覆 详细的重读了《社会契约论》，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註和笔记，后来在一九九 八年还发表了〈吴江与王元化关於《社会契约论》的通信〉。为了行文的方 便，只能打破时序，在此一併叙述了。卢梭对罗马民主制的矛盾态度首先引起 先生的注意，然后以擒王的方法直捣《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公意说。先生运用 的还是上面几次提到的对黑格尔哲学反思的结果：「卢梭的公意正如黑格尔的 总念的普遍性一样，这个普遍性将特殊性与个体性统摄於自身之内，从而消融 了特殊性和个体性的存在。」先生断言卢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集体主义 者」，並且还引用了阿尔图塞指出的《社会契约论》的「四大裂缝」，将之明 瞭化：「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最初是人民将自己的全部权利转让给集体，以公意 作为最高的指导。……缔约的人民被称为主权者……；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缔约 者的另一重身份，作为守法的臣民。前者是他们的权利，后者是他们的义 务。」这种被抽掉了特殊性和个体性的人民就是奴隶。先生指出：「公意需要 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美无缺的奇里斯玛式的人 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身需要的公意，只是一个幻想， 一场虚幻。其实质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 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 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 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作为代价。民间社会没有了独立的空间，一 切生命活力也就被窒息了。只有在国家干预有所限制的条件下，方能容纳各种 需求，使多元性、自发性、独立性的公民意志得以沟通，达成真正的契约关 係。」此文后来还被译成英文发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几乎被学术史遗忘了的杜亚泉及其思想就是先生反思过程中重新发现的。 九三年，先生撰写了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全文分〈杜亚泉简 介〉、〈活力的源泉〉、〈更新和保守〉、〈新思想辩〉、〈游民与游民文 化〉、〈陈独秀质问东方杂誌〉、〈陈独秀驳杜亚泉的统整说〉、〈功利主义 之争〉、〈动靜说与调合论〉、〈道德继承问题〉、〈时代条件与理念〉共十 一节，不仅对现代思想史起了纠谬补缺的作用，而且还在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上 提出了许多值得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的问题。文章认为：「这场论战就其在文 化史上的意义来说，是远远凌驾於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民族形式问题论战之 上的。……这场论战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 周详的剖析，对东西文化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 河以后文化研究中诸重大问题及对这些问题所持观点，几乎均可从这次论战中 见其端倪。其思路之开阔，论点之坚实，见解之深邃，往往难为后人所超迈。 ……今天有关东西文化的研究，好像在重复这场论战中一些重要观点。但是今 天很少有人提及这场论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这段时间内，先生花了很大精力和心血主编了《学术集林》及丛书。在九 三年八月出版的《学术集林》第一卷的后记中，先生针对当时出现的「学术出 台，思想淡化」的说法，提出了多一些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意见， 受到学界的欢迎与赞同。同年十一月，作〈关於近年的反思答问〉，其中说到： 「这种反思之所以发生是鉴於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的信念，在历史的实践中 已露出明显的破绽。」先生著重谈了对激进主义批判的反思：「从严复的《天 演论》译本开始，夹杂了斯宾塞观点的社会进化论在我国成为一种主导思 潮，」而过去对其消极面认识较少。虽然诸如鲁迅等前人对进化论有所反省， 但是，「新的必胜於旧的」这种观点毫无改变，並且还使「激进主义享有不容 置疑的好名声。」这个现象至今仍然存在。先生在批判的同时，也表达了「文 学上的流派是否也要像设计时髦衣服一样，在那样短的时间内来一次更新换 代？」 京剧是先生从孩提时代一直保持至今的爱好，现在也成了反思与研究的对 象。九五年十月，先生的长文〈京剧与文化传统丛谈〉在《新民晚报》连载， 读者之多，超出想像，一时洛阳纸贵。此文讨论的问题都有分节小标题标明： 〈大传统与小传统〉、〈京剧与传统伦理〉、〈模仿说与比兴说〉、〈演员、 角色、观众〉、〈心物交融〉、〈善出善入〉、〈发展与承传〉、〈假象会意 自由时空〉、〈失败的例子〉、〈鲁迅谈梅剧〉、〈有神传真〉、〈成功的例 子〉、〈振兴与戏改〉。全文在次年发表。先生为撰此文查阅资料进行构思花 了半年时间。文章其实远远溢出了京剧的范围，兼及大小传统关係、京剧的道 德内涵、中国传统艺术特征等一系列问题。以这样宏大的背景来观照京剧，这 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 五四是作为「五四之子」的先生反覆思考、反思、再思考的问题。九七年 七月，《文汇读书週报》刊登了〈王元化关於五四的思考〉。文章比较全面的 表达了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看法。文中指出，用「文白之争」和「新旧之 争」不足以概言五四文化，五四的内容更为深远广阔。民主与科学是否可以作 为五四主流还值得探讨，而近年来受到广泛注意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 神」实是五四的一个重要特征。先生认为，五四的思想成就主要是「人的觉 醒」。五四时期有四种流行的观念值得注意：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 义、意图伦理，题目对於我国的文化建设越来越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先生还分 析了五四反传统的複杂性，提出五四並不是全盘反传统，对诸子、民间文学还 是肯定的，开辟了文化建设的新领域，但是将精英文化和士绅文化视为必须予 以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带有很大片面性。这些看法必定会给五四研究开拓出新的 取径。 清园先生的反思还在进行下去，远远未到总结的时候。这篇注定掛一漏万 的小文也必须打住了，我们在此谨引用一段先生一九八八年答剑桥国际传记中 心问时所说的话，作为结束：
───────────────── 主要参考文献：钱钢编：《王元化学术年表》，《清园文稿类编》（浙江，一九九九）附录 清园先生主要著作： 《文艺漫谈》，上海：上海书店，一九八五。 《向著真实》，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 《文心雕龙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 《文学沉思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 《文化发展八议》，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 《思辨随笔》，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 《传统与反传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零。 《清园夜读》，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三。 《清园论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 《读黑格尔》，南昌：百花洲出版社，一九九七。 《清园近思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八。 《谈文短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 《脚踪》，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 [zgyj1999/xiamia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