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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韩师儒林先生，是在一九七八年南京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 阶段的面试考场上。他给我出的口试题目，是要我谈谈成吉斯汗身边有哪些大 将，以及他们各自的主要经历。半个多小时面对面的口试，竟然没有在我的记 忆中留下对韩先生的任何印象。主要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当时的紧张心情象 是一道网筛，把除去考试内容以外的其它临场细节几乎都过滤干净了。二是一 起参加考试的其它考生的技艺让我深感吃惊。笔试结束时，偶然发现坐在我前 面的一位考生正在做一张特殊的加试卷，卷面上的外文字母就象一行行排列整 齐的「豆芽菜」。后来知道他是在翻译一段蒙元帝国时期的阿拉伯文史料。另 一位考生则在与我一起离开考场时大谈藏缅语和壮侗语之间是否有「发生学」 的关係。一种强烈的自惭形秽的感觉，可能也无形中抑制着我对那日情景的回 忆。 幸运的是，我还是考上了韩先生的研究生。从云南到南京入学的第二天晚 上，我去他的家里作礼节性的拜访。那时他已经从文化革命时栖身的地下室搬 回从前住的小粉桥五号那幢小楼。不过当时还只有底层的两个房间以及一间狭 小低矮的三层阁归他家使用；二层楼仍然被另一位教师占用着。 盛暑虽已过去，南京依然闷热異常。我们就从这个话题谈起。韩先生说， 夏天虽然又长又难过，但南京的秋天却让人非常喜欢。关於我的学业，他只是 简单地说：不必急，等慢慢熟悉起来，大体上找到在蒙元史这个大领域里自己 的兴趣究竟在那些方面，再商量一个长远一点的计划。坐得不久，我便起身告 辞。他把我送到楼前的小园子门口，站在那里看我离去，把胳膊抬到差不多与 肩膀相平，不住地挥动手里的大蒲扇。 直到今天，我依旧清楚地记得在朦胧的夜色中逐渐淡去的他那熟悉的身 影。他並不健谈，言行举止象他的文章一样朴实；提起韩师母，他略带河南口 音地称她「我老伴儿」，这时你甚至会觉得他有一点乡土味。他很平易，不过 似乎又不那么容易与他接近。在跟着他读元史的随后五六年里，对韩师的了解 越来越多，但是它始终没有改变我对他的最初印象中的这一层「底色」。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听过很多老师的课，正式在课堂上听韩师讲课的机会 却不多。他只是在由元史研究室的老师们集体开设的「元史研究专题」这门课 程里为我们讲过两个题目，一个是元史研究的目录学，另一个是中国北方民族 史研究中的审音与勘同问题。我们主要通过元史研究室内的自由讨论接受他耳 提面命的指导。虽然学校不实行坐班制，但在我就读硕士研究生的三年中，韩 师只要没有外出开会，几乎每天上午都会来元史研究室；研究室的其他老师也 都如此。因此，在这个不大的集体里，差不多每天都有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互相 交流研究信息和新见解的讨论会。从国内外新近出版的著作或论文、各人正在 酝酿的研究课题，到对某一个学术观点的辨证、甚至某一条史文的勘误，每一 个话题都让我们这些初学者感觉新奇、有趣，又有点应接不暇。慢慢地，在老 师们的鼓励下，我们也壮着胆加入到讨论中去。虽然所发表的意见可能大都还 很粗浅，但是参与使我们的学习和理解都变得更有主动性，也更加有效率。在 他逝世前的最后一年多，因为身体不好，韩师来研究室的次数减少了。 不过，上午的自由讨论作为研究室的一个不成文的制度还是被长期坚持下 来。 从这些讨论会中，我学到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它使我越来越真切地懂 得，在论文中被作者完美、成熟地表达出来的那些一得之见，必须靠数量上巨 大得多、但也许还不那么成熟和完善的见解或思考来撑持，才可能形成；就象 浮出水面的那一角冰山由水面下比它大七八倍的冰块所支撑一样。自由讨论使 我们有机会了解老师们心中正在形成和调整的那些看法，了解高水平的研究工 作是如何在逐次逼近历史真相的认识过程中展开的。有些见解、甚或猜想，虽 然尚欠成熟，但还是会给我们非常有益的启发。当然，过分热衷於发表的写作 活动，却又象飘浮在水面上的气球，难免轻薄无根的性格。韩师很欣赏「只问 耕耘，不问收获」这句话；他强调慎於发表，对学问持敬畏之心。他的身教和 言教，对后学是一笔可以从中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最令人怀念的事情，就是这些不拘形式的学术讨论 会。韩先生往往到得比我们稍晚一些。听见熟悉的脚步声从门外的走廊传进 来，我们总是习惯地从各人的座位上站起来，在紧靠墙边书橱的狭窄过道上为 他让出一条路。他一边和大家打招呼，一边走向靠着南窗的他的写字台。在他 稍稍翻检一下当天新收到的邮件后，讨论就很自然地由某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开 始了。即使是在这样的场合，韩先生的话也不算很多。但他总是说得很到位， 指出有关本问题已有过哪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阻挡着我们进一步认识它的主要 障碍又是什么。言谈之际，他经常会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无论英文的、 德文的、法文的、俄文的，或者是蒙文的、藏文的、波斯文的，熟练地翻到需 要引证的地方，取下眼镜，把书凑到眼前，习惯性地伴着喃喃之声默读起来； 接着，他就轻易地用相当流利的汉语将它口译出来，作为他的观点的依据。在 这样的时候，有谁还能不从心底里钦佩他渊博的见闻与学识？在他身上，朴实 无华和博学精思两者确实是十分自然、和谐地被融合於一体。 韩师又是一个性格含蓄的人。他的循循善诱，他的严厉与和蔼，都带着含 蓄的色彩。 八十年代初，历史人物的评价仍然是史学研究中一个颇受人关注的话题。 有一个高年级的本科生跑到元史研究室来，问韩先生对历史人物评价有什么看 法。韩先生在六十年代也曾经写过评论成吉思汗、耶律楚材等历史人物的论 文。虽然多少受到当日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的论文主要还是力图透过这些个 人的历史选择与独特经历去把握那个时代的一般特征和走向。它们应归属於从 那个「火红的年代」留下来的少数至今仍具有学术价值的史学研究论著之中。 儘管如此，韩师不大提倡轻易地将历史人物拿来作文章。他是怕初学者按八股 式、「政审」式的腔调依葫芦画瓢，走歪了路子。不过他当时並没有把这个意 见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对那个学生说：「关於这个问题，古人老早就讲过很 好的看法。」他叫他回去读一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评类》的序说。他们的 谈话结束后，我连忙按韩先生的指示去查阅原书。发现那段话说：「至於品骘 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翻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 汗牛。」原文批评的，固然是史学评论中的浮泛之作，移用於教条式的历史人 物评论，也是完全贴切的。儒林师的表达方式虽然委婉，他的意思却是再清楚 不过了。 我没有见过韩先生发火，但你还是很容易从他脸上看出他的不高兴。有一 次他走进研究室，一眼见到阅览桌上摊着一本无人阅读的书，如果记得不错， 大概是谢再善的《蒙古秘史》汉译本。他迳直走到桌边，将书本合拢，准备把 它插回书架上去。当发现这本书残破不全的封面只有一小半与快散开的书脊相 联的时候，韩先生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他指着书问我们：「这本书是谁在 看？封面都快要掉下来了。这个屋子里的书，我们用了一二十年。学校图书馆 曾经派人来清点过几次，从来没有掉过一本、损坏过一本。这在学校图书馆都 是出了名的。现在你们进来了。希望你们也懂得爱惜它们。因为在你们以后进 来的人，还需要使用这些书。读书人应当知道爱书，这是最起码的。」说着， 他顺手拿一张旧报纸，把那本书包起来，放到自己的办公桌上；临走时把它一 起带走了。两天后，仍然是用那张旧报纸包着，他把这本书拿回研究室，並且 一声不响地把它放回到书架上。后来我们发现，他已经用牛皮纸为这本书重糊 了一个封面。 元史研究室藏书的基础，是当年为了替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 地图集》绘制古代蒙古地区历代图幅的需要，由韩先生带着他五六十年代的学 生们，从学校图书馆里选调出来的宝贵资料。那时候，「杨图组」领受的是 「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元史室扛着这根金字令箭，毫无困难地将学校图书馆 内有关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的汉文史料和研究书刊，以及原中央大学图书馆收藏 的有关东方学的大批西文、俄文与日文书刊，几乎全部搬进了元史研究室。很 多参观过元史室的学者都说，在这里作研究生，比在别处学习元史，起码可以 节省一年到处搜访书刊资料的时间。我们是在韩师和其他老师的言传身教下， 才逐渐懂得应当如何去珍惜这种优越条件的。 除了读书以外，韩先生似乎没有什么别的特殊的生活爱好。不过他时而也 会关注到、甚至去参与对学生们来说正饶有兴趣的那些琐事。只有这时候，你 才可能透过他一贯的矜持，辨认出他性格中那种深层的率真。当时我有一个漂 亮的签名本。在有机会与那些著名学者接触时，总要请他们为我签名留念。有 一次陪同韩师到上海参加中国历史地理学会的年会。我拿着这个本子到处找名 人签字。看见我那副紧张的样子，韩先生说：「你不如把本子给我。由我在合 适的场合代你请他们签名。」几天后，他把签名簿还给我，一面还笑着说： 「还是我的效率高。你看，你点的那些名人已经被我一网打尽了。」替我签名 的人中间，有个别人是我不太了解的。韩先生一听我还没有听说过他，马上认 真地补充道：「这个人的学问可好了，明天我来介绍你认识他。」近二十年前 在上海延安饭店的这一幕，是我对韩先生最为难忘的记忆之一。 三十年代后期从欧洲游学归国，韩师进入天主教会学校辅仁大学教书。这 所学校是当时日据北平城内的一个文化孤岛。韩先生后来回忆说，每天晚上， 教授们经常不约自来，聚集到座落在半地下室里的阅览室中，通过西方传媒了 解中国和世界的时局。有人收听英美电台。陈垣先生则喜欢听人口译西文报刊 上的最新消息和时评。有一次，张星琅先生喜孜孜地走进阅览室，压低了声音 对在场的人说：「今天我去城里，听见卜卦先生说，日本人久不了了。」虽然 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算命先生的这个预言，那个晚上，大家毕竟还是因为聊觉欣 慰而好过不少。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韩先生或许是把太多的对现实的愤慨带进了他讲授的 匈奴史的课堂。这时他收到当时很著名的一位日本汉学家辗转递送到他手里的 一张名片。大家都觉得此举隐含威胁恐吓的意义。这件事最终迫使韩先生下决 心接受顾颉刚的邀约，举家迁离北平，转道前往昆明，又从昆明到重庆华西大 学任教。 韩先生去世后，为了编写关於他的生平材料，我们从他家里借阅了他在解 放后填报各种政治审查表格时留下来的底稿。五十年代初，在回答他当年从北 平远走西南「有何目的」的那一栏时，韩先生写的是「张个人地位」一句话。 为什么他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曾使我久惑而不得其解。 也许他觉得对那张名片所蕴含的信息已无法确凿举证，因而贸然以「受日 寇威逼」来解释他为什么要离开辅仁，有点象往自己脸上贴金。但为了这个缘 故而不惜贬损自己，毕竟还是不太符合常理。我以为他的苦衷，也许是为避免 如实的回答便可能进一步招致的两个更难以说得清的问题：既然受到日本军国 主义的威胁，为什么不与它坚决斗争而要逃离北平？既然要离开北平，为什么 不是投奔抗日民主根据地，而要跑到国民党的大本营去？现在看来，提出这样 的问题简直是荒谬的。可是在那个革命激情高涨的年代，人们对如此「追根刨 底」式的质问绝不会感到不可思议。尤其关於后一个问题，在「蒋介石反动政 权」的历史合法性完全丧失的政治背景下，「延安还是西安」的选择所反映 的，是一丝容不得含糊的根本立场问题。与它相比，「个人思想意识」问题虽 然也是缺点，但在性质上就远不如立场问题那么严重了。 在有关「社会关係」的个人材料底稿内，韩先生提到了法国著名学者伯希 和。在「你与他的具体关係」一栏里，他写道：「他是我在法国学习时的老 师。我治元史的这一套方法，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有趣的是，显然是写完 这句话以后，韩先生在「方法」一词之前又加上「资产阶级玩古董的」一词， 用一个圆括号和下划线将它插入原句中。韩师一生对他所驾轻就熟的东方学传 统中的实证方法至为珍爱。文化大革命里，说他是「国民党特务」、「资产阶 级走狗」，他沉默以待。可是当他的一个学生当众打了他一记耳光，斥责他 「有什么学问？只有假学问」的时候，他难过得当场流出了眼泪。当年这种自 我批判的用辞，似乎很难说就没有言不由衷的成分。 我这样说，丝毫不暗示自己对韩师有任何不敬重的意思。我们没有理由怀 疑经历过四十年代末糜烂性政治腐败和经济崩溃的一代人当初赞同和拥护新制 度体系的真诚。参与和投入一个崭新时代的急切愿望，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力 图「忽视」思想深层那些与这个制度体系及其意识形态並不和谐的观念、看法 及其意义。这是一种真诚的妥协：通过妥协去认同新制度体系，同时也被新制 度体系所认同。我们曾经一次次地为这样的真诚付出过太多太沉重的代价；但 这一点並不能成为我们怀疑受害者们的真诚的理由。出於「为尊者讳」，任凭 中国当代思想史的这些宝贵资料散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而自以为据此就可 以对前人非难讥诮，则适足暴露议论者本身的妄自尊大与完全缺乏历史感的轻 薄而已。 从一九五五年起，他就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学术委员。长期享有 的崇高学术地位，好象一直在磨砺他谨慎、谦虚的作风。他每次讲课，总是要 准备新的讲稿。韩师母曾经笑话他说，韩先生每次备课必定要直到「最后一 刻」；有时甚至出了房门又匆匆赶回来，为了重新查对一两条资料。在一九六 五年奉调北行，去担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前，他写过一首诗。诗里说：「滥芋 南大廿二年，诬枉岂止人三千。」「北国此去期寡过，故人勿惜药石言。」语 辞虽然夸张，还是反映出他对教书育人深怀敬畏、不敢稍有怠慢的真实心情。 他生前亲自编定的论文集《穹庐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三十二万 字。而他死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韩儒林文集》则有六十三万多字。旧 稿中被他自己删削的有将近一半。在《穹庐集》的出版过程中，韩先生的病已 经很重，由我负责代他一遍一遍地看排印出来的小样。他不止一次叮嘱我： 「年轻时鲁莽，不知天高地厚。对屠寄等人批评起来没有分寸。遇到这种地 方，一定要改一改。」 对元史界比他低一两辈的学者，他都以朋友相待。有时他会用很特殊的方 式表示对他们的赞赏。例如他曾经这样讲到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广达： 「人要有学问，就要先被打成右派，象广达那样。叫你万念俱灭，只好埋头读 书。」他主张我们多跑北京、内蒙，去向他们请教。他说：「清朝的读书人， 要想有学问，就得作上一两任京官，在北京长见识、见市面。所以你们也要经 常去做做『京官』。当然，学蒙古史，还得去内蒙学习。」 那些年里，为了修改《元朝史》，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大词典》有关元史的词条，我有许多机会看到韩先生与这些比他年轻的优秀学 者在一起讨论学问。在这样的场合，他们之间的师生辈分的差别好象真的消失 了。互相间对不同的看法直言无讳，毫无保留。在他们中间，韩先生也变得年 轻了。这是从乾嘉学派流传下来的有生命力的传统之一。中国元史学界长期保 留着这个可宝贵的传统，韩先生是有倡导之功的。 很少会有这样的导师：他让他的学生觉得时时在受着他的影响，同时又让 他觉得他们之间的多年相处是那样醇粹恬淡，以致於想不起多少生动的事情可 以回忆。韩师就是这样的一位导师。 这就是在我心中一辈子不会忘怀的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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