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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没想到“时间”里有这么多学问，没想到自然科学的思想对社会 借助文化意义上“时间”的视角，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计划体制与市 场体制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政府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的 主体作用等问题可以作更深入一些的理论思考。本文在对“时间”问题讨论的 基础上，结合耗散结构理论与经济学，通过“时间”的原理，来分析和回答上 述问题。我们最终将力图证明：在文化变革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应该走一条政府的理性指导与市场自然演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为了充分证明这个命题，这里有必要先从“时间”问题的文化讨论开始。
在人类文化领域，恐怕没有比“时间”更令人沉思和动情的事了。当古希 腊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流变”，中国孔子说“逝者如斯夫”时，他们不仅说 出了一种在持续变化中呈现的难以思议的东西，表达了一种哲学意识，而且还 暗含着人生的一种生与死的生命感慨。对“时间”的这种原始体验，构成了我 们人类存在最深层的内在文化情境，这种情境在孕育和发展着人类的主体性、 科学理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也隐含和昭示着人类某种悲剧化的命运。 因而，在世界古代哲学和宗教中，可以发现一个秘密，即：在对万物流 变、生命须臾的时间体验中，产生了人类对宇宙和世界永恒价值的追求，人们 企盼在不断变化的宇宙中能找到一种永恒来慰籍灵魂：只要与宇宙永恒合一， 自身也能获得永恒。所以赫氏在悲切地说“万物流变”时实际更愿意说“一切 死的就是不死的，前者死则后者生”，更愿意去追寻世界生死流变中不变的 “一”，并创造出一个不会死的、让人能永远寄托的神。［1］ 正是这种源于人性的价值推动，希腊人在德漠克里特的“原子”和柏拉图 的“理念”中找到了所谓的“永恒”，形成了两个强固的基本信念：认为某个 层次上世界是简单的，且为与时间无关的永恒定律所支配；相信人的智慧所窥 视的那个不变的永恒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而人感觉所把握的充满着流变与 生死的现象界则只是人的幻像。这样，希腊人就在时间体验中创造的理性世界 中“消灭”了时间，从而在宇宙的始基、世界的理念和其后的“上帝”那里获 得了一种社会学家莱维－布鲁尔所称的“智慧的安全感”。［2］ 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牛顿怎么就把这些人类经验之外的价值信念变成 了在某个体系中像是真在的东西？ 他所创立的以“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 动定律”为基础的物理学体系，被认为像闪电一般照亮了宇宙深处的秘密，揭 开了宇宙的永恒的规律和秩序。从此，人们认为自然宇宙不再是混沌、无序、 自发和随机的，而是“一切都是给定”，都是由必然性所支配的，只要人类认 识了这个必然性，人类就可以主宰、控制、改造这个自然宇宙。 这样，牛顿的物理学就在与基督教的共鸣与同盟中，从科学上进一步消解 了当年赫氏面对的真实的时间世界。现在，人们不仅相信有个伟大至善的上 帝，而且开始相信上帝是数学和物理学家，创造的是有亘古不变规律和秩序的 世界。因而有序、均衡、和谐的世界是善，而混乱、自发和随机的世界是恶。 于是，人们在上帝的引导下进入牛顿的科学殿堂后，就完全忘却了那个蛮荒但 在流变中却充满着生机的自然世界。 但是，当人类自以为真的看到了一个“一切都是给定的” ，“都是为必 然性所支配”的自然界，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主宰甚至是改变这个自然 界时，不但自然界表现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顺从，而且同样前提的推论 又是令人尴尬的：既然一切都是被必然性所支配，都是被给定的，那么人也就 不存在自由意志，而只能是必然性的奴隶。这是一个佯谬，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呢？ 问题就出在时间上。在牛顿的物理世界中，时间作为一个描述运动的参 量，无论正、负都可以满足牛顿运动方程条件。这表明，牛顿的动力学轨道是 可逆的，如果物体反方向运动，同样可以得到正确的计算和描述。就是说，牛 顿的“时间”是没有方向性的。这就在物理学上消除了过去与未来的差别，轨 道任何态都被定义为等价，每个态都沿轨道连接其他态，都足以确定整个运动 系统。这就被认为，过去和未来都必然地已经包含在给定的现在态之中了，通 过运动方程这种理性形式，人类就可以把握这个必然性。［3］ 然而，无论是在中国道家返老还童的修炼中，还是在爱因斯坦设想的光速 火箭那里，牛顿的“可逆时间”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牛顿的“时间”只是 人类借助于文化符号认识自然某部分的一种假定工具，是理性的产物，并不是 真实的时间。因而，“一切都是给定的”等命题，只在如钟摆那种动力学系统 中才是相对成立的，而对于有生命演化过程的系统，事情就不同。在这个有机 世界里，事物的运动充满着随机、偶然、变异，必然性只在某时段起作用， “未来”被认为只是事物多种可能性中边缘选择的结果。因而，“一切都是给 定的”，在生物和人类社会这种具有演化过程的有机系统中就不能成立。 人类的文化符号是涉及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一个复杂的问题，应另文讨论。 需要提及一下的是，现代物理学和现代解释学已经证明，我们所认识的实在只 是通过我们的活动和文化符号结构而被揭示给我们的。牛顿经典理性推论所导 致的悖论已经提示我们，当我们以抽象符号以为发现了什么规律时，那些活生 生的时间就悄然地在意识中消失了，所留下的只是在相关的文化符号结构中留 下的（被认为是客观的）和我们想留下的（主观的）。这里一不小心，我们就 会被文化符号所愚弄，把地图当作了地域。因而，我们要注意，当想凭借符号 化了的所谓规律去认识和改造自然时，很有可能那些东西在我们的价值意愿和 理性结构中早已变形，即便真的认识了某个自然系统的规律，而当人的意志行 为介入这个自然系统时，这个自然系统的规律也会发生改变。 “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国的老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体会到了由文化符号 的两重性所导致的悖论。 实际上，在西方，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科学和哲学就已经开始了对时 间的重新发现。恩格斯对此作过论述，他说，“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 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第一次打破了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观 念”，认为十九世纪三大科学发现证明了“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 消逝着”。二十世纪的相对论、量力力学以及现代宇宙学、热力学、系统论的 发展更是把对时间的认识推向一个新阶段，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论断。可 以说，在十九世纪西方科学和哲学发展的背景中，马、恩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 所表达和力图解决的正是人类社会真实（唯物）的“时间”问题，他们证明了 由于无数个体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所形成的总的合力，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低 级向高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象自然过程一样的社会历史（时间）过程。
十九世纪蒸汽机的出现，科学家们一下子面对了一个与钟表摆完全不同的 物理事实：即燃料燃烧一去不复返。这促使科学家去研究热能转化的效率问 题，并因此建立了一门新科学——热力学。通过假设一种理想热机的研究，当 时的卡诺、焦尔和克劳修斯等人逐步发展出了两个在物理学发展中具有划时代 意义上的思想：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衡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耗 散定律）。能量守衡定律是大家熟知的，而热力学第二定律则有着不同的表述 方式，对其所包含的科学意义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推论。 第二定律的原理是，热从高温体向低温体传递，因而总能量守衡但将不断 减少作功能力。这个简单的定律包含着极丰富的科学意义。在一个热机系统 中，热传递产生系统作功，系统热效率越高，热量转换为有用动能越多。但无 论怎样改进热机，也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转换，因为在热转换中产生了无法避 免的能耗散。为了表述热机系统热量转换为有用功程度的大小，克劳修斯为第 二定律引入了一个新概念——“熵”。熵的原意是转变，在数学上它是热机系 统状态的函数，熵小意味着一个系统热量转变为有用功的程度高，熵大则表示 转变程度低，这就区分出了有用的能量交换与不可逆地耗散掉的能量的关系。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意义很快就超过工艺学的领域。通过熵的数学表述，人 们认识到，在一个热力学系统中，熵增指热能量耗散增加，意味着热能在作功 中部分热能向系统环境均匀化地耗散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因此熵只能是 正或为零。这样，熵增就表示着热力学系统内部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工艺学这 个结论使想完全控制自然的人（如制造永动机）在自然面前碰了个大钉子，但 冷静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系统的熵增实际也表示着系统的一种自发地进 化，正是“系统的进化指示器”，是系统的“时间之矢”。 不止如此，克劳修斯1865年的第二定律的宇宙论推论，更是令人大吃一 惊：“宇宙的能量是常量；宇宙的熵趋于最大”，即所谓的“宇宙热寂说”。 ［4］“热寂说”虽有争论，但现代宇宙大爆炸说已经证明，宇宙是有自身时 间之箭，因而是有一个从生到死的生命演化过程的。 这样，人类在追求宇宙和自身的永恒中，通过热力学语言，很不情愿地发 现了与我们人类的生命感觉相一致的那种“逝者如斯夫”的宇宙事实：时间并 不是幻觉，而是物质有方向的变化过程；时间具有方向性，是不可逆的，无论 是宇宙还是我们人类，只能从生到死，而不可倒逆；宇宙没有永恒体，没有上 帝，我们人也不可能羽化成仙。热力学毫不顾忌我们人类童年的那种幻想和价 值意愿，仅用“燃烧之火终将熄灭”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打破了我们自以为 真实而实际只存在于文化符号中的诸如“天堂”、“理想国”等理念的永恒世 界，残忍地向我们揭开了整个宇宙和人类的一种悲剧化的过程。 然而，这个过程的终点虽然被认为是热寂与死亡，但由热力学所开创的复 杂性科学同时也就揭示了与热寂、死亡对极的“生”、“成长”、“生命 力”、“自然演化”的时间秘密，开拓了建立人与自然一种新型关系的道路， 使我们人类能正确认识自身在整个自然中的位置，从而有可能建构出一种促成 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新的科学体系和价值体系。 首先，复杂性科学研究发现，生命组织和生命活力，无论是宇宙宏观系统 还是细胞的微观系统中，都只能产生在系统远离平衡态的对称破缺时，而不是 我们以往所理解应当产生在平衡态之中，正如《时间之箭》作者彼得 柯文尼 所说“生机在远离平衡态时萌动”。在非线性状态，由于反馈形成的相关性， 使得系统内部微小的变化就能激发的大振荡，从而促使结构突变而产生新的结 构组织形态。如果这个系统是封闭的，在振荡和自组织变化过程中，由于熵 增，系统将很快达到平衡，结构变化消失，趋于混沌。而如果系统是开放的， 就可以通过与外界能量的交换，把增熵输出到外部去，从而保持系统非平衡状 态中的自组织结构，保持生命和生命的活力。 第二，在远离平衡态的系统中，“熵”具有伟大的创生和建设性作用，而 不再只是能量的耗散和浪费。首先，在非平衡、对称破缺的初始条件中，熵增 暗示着系统的一种内在极化，是一种选择性原则，使只有使系统作功并最终达 到热平衡的那种趋势即生命的趋势可以产生并演进。其次，演进过程中所产生 的熵垒，阻止系统返回过去，使系统只能向前，演进是不可逆的。最后，由于 熵增，系统内部个体的相对运动和相干性加强，从而增强了系统的生命活性。 第三，这样，复杂性科学使人们醒悟，经典科学在认识自然时所以把“时 间”定义成可逆的，正暗含着控制、操作自然的价值心态。在这个文化背景 中，熵增、随机、不可逆、非线性的振荡就被看作是一种负价值的东西，不但 是物理科学意义上的能量的耗散与浪费，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不和谐、不可 控、不安分，是与真、善、美的世界相悖的东西。然而，大量的科学实验表 明，熵增、随机、不可逆、非线性的振荡恰恰是“生命”、“自然”和“自然 生机”这些现象最本质的原因。熵增意味着最终的混沌、无序、热寂和死亡， 然而同时也意味着它孕育了这个过程之中的那短暂却壮丽辉煌的“生命”、 “生命力”，创造了大自然最神奇的“成长”和“自然演化”的机制，显示着 物质自身运动真正的“时间” ，包含着整个宇宙生与死、从混沌到有序的全 部秘密。 热力学开创的复杂性科学在本世纪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 瞩目的科学成果，［5］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科学视野，为建立人与自然一种新 型关系，建立一种没有“上帝”的新的价值观提供了科学文化基础。今天环境 与生态科学的发展使我们知道，整个自然生态环境及其中物种间的关系远比人 类以往所知道的复杂得多。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对自然的控制、操作和改 造，使人类在享受其成果的同时，也招致变异了的自然的报复。这使我们要重 新认识自然，也就要重新思考人类自身。一种新的世界观应该是，人类的科学 和理性并不是要最终地控制自然，把自然作为人类的奴隶，而是尊重自然，理 解自然，在与自然的平等对话、和谐相处中与自然共同发展。时间是一种建 设，它正担负着这种伦理责任。
在“时间”文化理论参照中，我们可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作一更深 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在系统科学的意义上，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改革，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系统向热力学系统转变而寻找 和重塑“时间”，使整个经济生活获得自然生机和生命活力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思想观念的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中暗含着的那种 强调人主宰、控制自然转变到人与自然在平等对话、和谐相处中共同发展这种 新的世界观上来。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真正地区别于计划经济 体制，才会有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经济制 度，它既是一种理论批判的结果，是“后发”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一种实践 选择，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和建构。 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生产无计划性的反思、批判使 人们相信，通过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政府科学有计划地组织和直接参与整个 社会生产，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社会生产的多、快、好、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高的社会生产力。 在实践上，计划经济体制则是“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工业化的一种 制度选择：在欧美工业化成果的展示下，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可以 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借鉴欧美工业化的技术和经验高速建造工业 化体系，从而可以加速工业化进程，赶超英美，迅速地富国强兵。 在文化上，计划经济体制则被认为可以消除工商活动罪恶的特性，实现均 贫富的经济发展；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的经济动荡、萧条、生产的无计划性等非 科学、非理性、非道德的东西。政府的科学计划性可以充分表现科学理性和道 德理性，从而实现社会生产的科学、合理、有效和均衡，促成一种理想的未来 社会。 应该说，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初期 的高速增长。但这种以重工业为主的高速增长又是以高投入、低效益为代价 的，轻工和日用品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提高缓慢，整个社会生活日趋僵化。 80年代后，随着社会生产复杂程度的提高，计划体制的弊病进一步暴露，造成 了整个社会生产缺乏活力和效率低下。在这个背景下，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80 年代后期进行了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改革。 那么，从文化的角度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和 效率低下问题更深层次上的原因是什么？它又表征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 “时间的缺损” 问题正在“时间”上。从时间文化的思路，我们可以看 出，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政府的理性和意志行为所建造的工业化体系，只是一种 各种要素只有逻辑关联的“空间型”的结构体系，而不象欧美那样是一种既有 逻辑关联，又有历史关联的“时间－空间型”的结构体系，因而，“时间的缺 损”正是这个结构体系的根本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作一简单的比较 分析。 欧美工业化是一种“先发、内生型”模式，有一个自然演化的时间过程， 是一种有生命的有机系统。这不但是因为在这个结构体系中有一种源于人性对 财富、事业和理想追求的内生动力，而且存在着一种通过市场竞争、协作实现 的发展和整合机制。这样，在这个系统中，企业根据自身利益和技术特性参与 市场竞争，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成长为大企业，而其他则被淘汰。正是在企业市 场竞争的成长中，伴随着工业技术革命，欧美工业化在其宏观上显示出一条从 棉纺轻工到钢铁等重工再到其他产业的发展道路。因此，这个系统不但宏观上 有着明显的“时间性”，而且工业化的那些技术、知识和经验也都是与企业的 生命成长内在一致的，是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为解决诸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作出 的一种实践形态的反应。这些正是“先发、内生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道 路的特点。 比较而言，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工业化体系则是一种人造结构系统。在这 个系统中，没有自身的内源动力，企业的自利意识在这里作为负价值被禁锢。 因而，这里没有基于个体自利欲望的原始创业，没有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追求在 市场竞争中的从小到大的生命成长。所以，这个结构体系除了外在的建设之 外，不会有自身内在利益推动的自我演化发展。而所借鉴的欧美工业化的技 术、知识等在这个结构体系中也只有变换了的逻辑上的意义，而失去了原有的 “时间结构”［6］，与这个体系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这个为政府的 功利目标、意志行为和变换了的逻辑知识体系支持运转的结构体系是没有“时 间结构”和生命过程的，而“活力与效率”恰恰是源自“时间结构” 的一种 功能。 工业化中的经典理性 那么，在这个结构体系中，“时间”是如何“消 失”的，这种“消失”在文化上又意味着什么呢？ 笔者认为，从社会历史的层面，这是一种“历史综合”的必然结果［7］， 而在文化上，则是工业化中的经典理性与计划体制的相互强化中对“自然”的 蔑视和消解，所暗含着的正是人力图主宰、控制自然的价值心态。 欧美工业化是欧洲经典理性发展的产物。牛顿物理学和19世纪电、磁、光 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业技术革命，是欧美工业化直接促动力量；而经典 理性的“决定论”、“机械论”思想以及所暗含着的人主宰、控制、变换自然 的工匠意识，则是欧美工业化的文化内因。但是，欧美经典理性虽包含着绝对 主宰“上帝”的影子，但其工业化则是在没有“上帝”的市场体系中进行的。 所以，这个体系的微观经济活动中有充分的个体意志自由，有自觉的理性精 神，存在着企业业主这样的“主宰”。但在整个市场的宏观结构体系中，却既 没有绝对意志主宰，也没有自觉形态的理性，而是恩格斯所说的“不自觉地和 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历史合力”［8］起着作用的，所以欧美工业 化在整体上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着的。 而社会主义工业化则是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即政府作为意志的绝 对控制主体，整个经济体系作为绝对受控客体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中进行 的。这样，工业化中所暗含的价值意愿便与计划体制发生了强烈的“共振”， 在人主宰、控制自然的价值取向上，极大地强化着政府的意志行为。政府不但 是宏观的，而且也是微观经济活动的计划控制和直接操作者，甚至连居民的生 活消费都是计划控制的。而企业却不是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既无意志自由， 也无所谓理性选择，只是一个被控的积木式的工业单位。这样，政府这种力图 整个经济体系完全理性化、科学化、秩序化直、均衡化和道德化的政府意志的 统制行为，就压制了经济生活中所有那些从自利关系产生的“随机的”、“不 均衡的”等自然生机［9］（象农民多养几只鸡、城里人搞点长途贩运等都是 被禁止的），从而阻断了这些自然生机在体制内自我演化，发育成长为个性化 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 四，结论：政府的理性指导与市场的自然演化相结合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生机” 今天，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 一个全世界所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是基于这样一种担心而提出 的，即如果人类无视自然物种的多样性、有机性，自然资源的有限和不可再生 性而过度采伐、侵掠自然，破坏自然的生态有机环境，那么最终将危及人类自 身赖以存的基础。 这里，如果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自然”［10］的话，那么，“可持续发 展”的命题还包含着一个更深刻的思想，这就是：人类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 源的利用开发，不能破坏甚至毁灭了隐秘在大自然自生自灭、自我进化、绵延 生息背后的“自然生机”。“自然生机”是宇宙一切有机系统自我发动、演化 的终极内在根据，是人类不懈追问的自然奥秘之一。古代希腊有“第一推动 力”之说 ，基督教则把这说成是“上帝之为” 。而中国古代的老子和庄子更 是“自然生机”的探索和赞颂者：老子将此誉为“天地之母” ，庄子把这称之 为“天运” ，告诫说“顺之则治、逆之则凶” 。所以，在现时代，人类如果 还继续怀着主宰、控制自然的心态，忘却大自然法则，力图把人类的意志和理 性强加于自然，企图消灭“时间”，把自然变成一部可以随意装卸的大机器， 对自然界的过度的采伐和改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甚至是毁灭了“自然生 机”，而可能在人类庆祝战胜自然、最终控制自然时，而遭受自然的总报复。 所以，今天有人认为，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对解决可持续发展问 题有着有益的启示：人类对自然不应再以主宰自居，而应把自身看作是自然的 一部分，与自然平等对话、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因而人的活动不是去压制和 毁灭“自然生机”，而应保护和发展“自然生机”，创造“第二自然”，使大 自然由于人类的创造活动而更显生生不息、流转运化的伟力；而人类也就将会 得到回报，在自然的生息中，资源将再生，生态将更新，人类在呼吸着清新的 空气，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中也将更具创造力，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就会得到可持 续发展，就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计划体制的文化本质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伦理责任 计划体制经济体系的 “时间缺损”，是“人（意志）与自然”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 一种表现，体现着一种人与自然分离，力图以人的意志和理性压制和控制经济 系统自然过程的社会经济结构，表现着动力学结构对本是一种热力学系统的强 制［11］。而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当消除了那些被认为是负价值的随机、不平 衡、不好控、利益竞争时，也就恰恰破坏了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自然生机” 。 但人的意志和理性可以在动力学系统创造出辉煌的成就，却不能战胜大自然的 “时间法则”。所以，政府的意志和理性化行为并不能超越工业化进程所必需 的市场自然发育、发展的阶段，拔出来的苗还须重新栽回到市场经济土壤中 去。 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能够孕育自身内源动力，促进企业生命成长、推进市 场结构高级化，支持整个经济系统以大自然法则演化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体 系。如果说，现代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更倾向于意志和理性化活动的 话，那么，市场经济体制正担负着将所有这些意志和理性的经济活动“融合为 一个总的合力”（恩格斯语），成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功能［12］；担负着 促成人与自然和解，以大自然法则创造“第二自然”，实现人类经济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伦理责任。 文化的变革与政府的主体特性 由于计划体制的影响和改革主体的角 色，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政府继续以计划体制的那种思维和行为模式来搞 市场经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之初就更多是政府意志和理性的产物，缺少市场 演化因素。我国改革中出现的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构化、政府组建企业集团 的“拉郎配”、政府硬性规定企业发展速度等实际都是计划体制的模式。因 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就是建市场，也决不只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它 还包含着一种世界观的转变，一种文化上的变革，一种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确 立。 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这种世界观的转变实际就是从机械唯物论向辩证 唯物和历史唯物论的转变。计划体制工业化的哲学基础是机械唯物论，对中国 而言，这虽然是一种文化的进步，但对自然、包括社会领域中的“自然”造成 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不应再是那种绝对的意 志和理性控制主体，政府与市场应该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权利与义务对等 的合作关系；而市场经济中的小企业创新和打破市场均衡的作用，经济发展中 的混乱与秩序、波动与突变、竞争与合作、冲突与制衡等关系，以及由利益驱 动和选择所推动的市场结构的演化等，这些都需要以新的世界观从一种自然历 史过程来认识和把握它们那种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 我们发现，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公平交易和社会公正，正体现着人与自 然的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新型关系。公平交易的伦理和民法原则，强调市场 所有法人一律平等，禁止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行政权力介入市场利益关 系、以一种意志强制另一种意志，从而保证了市场经济活动是意志和理性的一 种“合力”，因此能按照“自然法则”运行。 而社会公正则强调了政府作为全社会的管理主体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所 应有的主体特征。按照这个原则，在体制改革中，政府必须首先从市场直接利 益关系中退出，不能既是管理者，又在市场中与民争利；其次，社会公正要求 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利益主体一视同仁，帮助它们共同发展，而不是帮助某一市 场利益主体而忽视另一主体；最后，政府应该遵守法定化了的市场原则，从涉 及市场主体利益的微观管理领域中退出，使市场主体有真正的自主权，不能以 政府的功利目标以强制市场主体。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应该是 服务、协调、指导和帮助，而不应再是计划体制下的命令、控制和直接操作。 这样，政府就起到了保障了市场经济体系按照“自然法则运行”的作用。 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重造生 命，整个经济体系重塑“时间”的过程，也更应该是政府寻找自己在市场经济 体制中应有的主体特性，建构政府与市场一种新型关系的过程。 政府的理性指导与市场的自然演化相结合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应该走一条政府的理性指导与市场的自然 演化相结合的道路。 这条道路是指把不同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协同中的利益互动所产生的企业 生命成长、市场结构发展的市场自然演化，与政府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借 助已有的工业化技术、经验和市场经济知识对市场演化过程进行自觉地理性指 导、干预结合起来，从而使市场主体、市场结构能够以自身内源动力的推动、 按照自身的特性、市场的规律和社会的理性预期更快地发育、成长和高级化。 就强调市场自身演化方面说，这条发展道路不同于计划体制下的完全通过 政府的计划意志和理性行为建造工业化体系的模式，它高度重视市场力量的利 益互动、市场竞争对市场主体生命成长的作用，强调市场主体、市场结构要有 一个在市场竞争、协作中的发育、成长这样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时间” 过程。对这个过程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拔苗助长。 就政府的理性指导、干预方面说，这条发展道路又不同于欧美工业化初期 自由竞争时代的那种完全由市场力量支配市场演化过程的纯自由主义的模式。 它充分注意到市场力量自身的贪婪、盲目、自发性和某种破坏性；注意到完全 由这种市场力量相互制约抗衡来生长秩序、演化结构的“时间”的漫长性；相 信人类建立在人与自然一种新型关系上的新理性，可以对市场的演化的自然过 程发生积极的影响，缩短市场演化的“时间”过程，从而发挥“后发”的优 势，避免“后发”的劣势，较快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样，我们就能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建设现代 化，迈向21世纪。
注释： ［1］参看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69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参看伊 普里戈金、伊 斯唐热合著《从混沌到有序》，第348页，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理解，请参看伊 普里戈金、伊 斯唐热合著《从混 沌到有序》，彼得 柯文尼、罗杰 海菲尔德合著的《时间之箭》和史蒂芬 霍金《时间简史》等书有关章节。 ［4］克氏认为宇宙中热量分布越来越均匀化使温度差别的消除，将最终使整 个宇宙达到热平衡状态，不再有能量形式的变化，不能再作功，因而宇宙生命 力将消失，宇宙在热平衡的寂静中死亡。 ［5］可参考《时间之箭》、《时间的简史》、《复杂》、《从混沌到有序》 等书。 ［6］比如，作为一项工业化技术，我们知道钢铁企业要有规模生产，否则就难 以有效益，所以计划体制的政府一开始就建个钢铁大企业。但在计划体制下， 这个企业的“大”实际已经失去了原来市场体制下与企业成长、与市场竞争相 关的意义，因为不但企业“大”只是“空间”意义上的规模大，而不是“时 间”意义上的长大和强大的“大”，而且在计划调拨的情况下，这个“大”对 企业自身而言，既无所谓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也无所谓规模效益，只是国家计 划的需要。因而借鉴的这个“大”只有理性逻辑的意义。 ［7］包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历史局限，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发”特 性及其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欧美工业化中的科学理性影响、二战后美苏 冷战的国际环境等。 ［8］见《恩格斯致约 布洛赫》，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页。 ［9］这些实际都是构成时间的要素。普里高津认为，“仅当一个系统的行为 具有足够的随机性时，该系统的描述中才可能有过去和未来的区别，因此才可 能有不可逆性”。参看伊 斯唐热、伊 普里高津《从混沌到有序》，第17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0］哲学意义上的“自然”指事物自己是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终极原因，没有 外在的造物主和意志化推动力量。中国古人郭象在《齐物论》注中说：“造物 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从现代复杂性 科学的角度看，“自然”还应包括熵增、不可逆等时间上的内涵。 ［11］在物理学中，动力学系统指没有时间演化过程的严格按照轨道运动的可 逆变化的物理系统，如机械系统，星际运动系统等。热力学系统则是指有时间 演化的不可逆的系统，如生物系统、人类社会、生命、化学系统等。两种系统 体现着两种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12］美国司法部诉微软公司是一个很好启示：市场经济既要有微软这样的公 司从小到大成长的土壤，又要有对其抗衡的机制，否则微软把所有同行都“消 灭”后，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原载1999年第4期《江苏社会科学》） [zgyj1999/xiamia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