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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梯航而来的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泊舟於上川岛之后，遥远的泰西与中 国之间便筑起了一种由海路相接的交往。后来的两个世纪里，接踵而至的还有 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丹麦人、英国人、法国人、普鲁士 人、美国人，等等。呢绒、钟表、胡椒、苏米、象牙与天文、曆法、艺术、建 筑、「西铳」、基督教都先后浮海东来。明清之际，西洋的商人多在广东、福 建、浙江的口岸行贩，而传教士则已经进入了宫廷和士大夫之中。显然，为上 帝弘法的西洋人比谋逐一己之利的西洋人走得更远。这个过程留下过许多历史 遗迹，但这个过程並不很长。雍正初年，朝廷明告天下禁止传（基督）教，中 西之间的交往便只剩下了贸易一途。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因蕃舶来去而瞻前顾 后，不愿意看到「海滨要地」成为洋商熟路，又诏令「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 易」，接纳西方人的口岸遂收缩为一孔。以禁止传教和限制通商摆布彼族，说 明了时当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中国在远来的夷人面前曾是支配的一方。 然而从十九世纪前期开始，西方人的进取之势便显露出长久磨砺之后的一 派锋芒。嘉道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刚刚醒来，夷患还远不是时务中 的一个题目。而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已经使英国成为欧洲和世界「发展 的引擎」了。那里不仅制造产品，而且制造扩张。两者都亟亟乎抉破世界贸易 的空间界限。中英通商曾长久地以十三行行商的垄断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维 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工业革命吹胀了英国商界中的自由贸易主义，群商各 思伸展，公司专利便成为一种广被非议的东西。至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 ，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权力遂被废止。於是，由来已久的种种矛盾便在 旧日的局面瓦解之后变得越来越尖锐。英国人意在求利，把商业拓张当作天下 第一要义；中国人重在防弊，则对来去飘忽的群夷不肯稍懈裁制之心。因此， 西洋商人虽挟自由贸易主义而来，遇到的却是一个限定的口岸（广州）；一个 限定的商人团体（公行）；一种在「船钞」、「货税」名目下把国家关税和官 吏勒索混为一体的海关制度，以及许多旨在管制日行起居的周密条法。曼彻斯 特的蒸汽机代表了一个世界，古老的广州城墙代表了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在 扦格中碰接，又因碰接而愈多扦格。与这种难以化解的窒碍相错杂，还有公行 行商累年拖欠货款引发的商业纠纷和西洋水手与中国民人之间屡酿命案的法律 纠纷。在前一种纠纷里，当太多的欠款使行商丧失偿还能力之后，债权一方便 非常容易吁请自己的政府出面干预。在后一种纠纷里，以中国律法为西方人量 罪，其结果总是要与基督教世界里的法权观念相冲突，由此产生的忿争，常常 会余波远及欧洲。中西之间以通商相交往，而牵出来的许多东西都越出了贸易 的范围。西商孜孜逐利的一腔热望遂多被撞碎。英国人拥有最大的商业利益。 也最急切地想要改变中国。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男爵律劳卑受英王委 任，成为「管理英国臣民对华贸易的总监督」。在华英商便有了一个守护人。 昔日的东印度公司「大班」为众商头目，与领袖公行（十三行）的「总商」相 对等；新立的「总监督」则分属国家使节，握有「保护与促进英国贸易之权， 並得依情形之需要，行使政治与司法权」。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其地位足够与 天朝疆吏相对等。但惯以旧例比较新事的中国人却宁肯要一个与总商打交道的 大班，而不愿意接受一个与官府打交道的总监督。道光十四年，律劳卑至中 国，以「平行款式」致书两广总督卢坤，引出一派惊疑。卢坤奏告朝廷说：
所以，他以不平行回应平行，「饬广州协副将韩肇庆，谕以天朝制度，从不与 外夷通达书信。贸易事件，应由商人转禀，不准投递书函」。卢坤在天朝体制 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放律唠卑的位置，因此执意要沿用大班的「旧制」，把他 当作商人来俯视。然而律劳卑背着英王敕书，不肯把自己的位置从官界移入商 界，昧昧然对天朝疆吏作仰视；是以「不遵传谕，声言伊係夷官监督，非大班 人等可比，以后一切事件，应与各衙门文移往来，不能照旧洋商传谕。伊亦不 能具禀，只用书文交官转递。」双方都代表了自己那个世界里的轨度，身后没 有一点退让的余地。於是，为行使「保护与促进英国贸易之权」越波涛万里而 来的律劳卑，便成了一个被关在门外的人。从夏天到秋天，中英之间由交涉而 争执，由争执而中断贸易，並演为英国兵船闯入内河、轰击炮台，中国军队包 围商馆、断绝供应。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精疲力竭的律劳卑已染上了热病， 不得不从牛角峙中抽出身来将息，並在退回澳门不久之后死在那里。据随侍的 医生判断：「他的病源是完全由於他在广州时操劳过度和忧虑不安所造成 的。」律劳卑掀起了一场风波，也陪掉了自己的性命。在中国人的眼里，他是 一个失败者。卢坤奏报律劳卑之沮然而退说：
然而卢坤熟悉的只是「旧章」和「旧制」，他不会明白，在「英人通商广州， 百有余年」之后，工业革命已经改变了很多东西。被吹胀了的自由贸易主义正 在变成一种高声咆哮的力量。在他们那个世界里，这种力量搅动朝野，把翻滚 起来的贪欲和亢急引向东方，立意要打破天朝中人限制自由贸易的通商制度。 律劳卑是这种力量的一个代表。他在逝世前五十八天致书外交大臣巴麦尊，报 告自己与卢坤之间的冲突，並申明：「不论监督处的退去或是由於武力的压 迫，或是由於英国商人受迫害的结果，都应视为（两广）总督对英王的侮辱， 而当予以惩罚的」。几天后，又在另一封信中说：「同这样一个政府交涉，必 须以实力为后盾」。否则，「交涉不过是徒耗时光而已。」这些既愤怒又执着 的文字虽然出自律劳卑的笔端，发抒的却是来华西人的普遍情绪。两年后， 《澳门月报》（CHINESE RESPOSITORY）有一篇文章演绎同一旨义，说得更加刻 毒： 怯懦和傲慢是中国政府的两个显著特点。他们的行径，象一头乡村的恶 狗。这个畜生看见没携着手杖的生客便狂吠起来；如果生客闻声放步走开，它 就追上去，企图咬生客一口。可是，如果生客立着不走，反而转身并举起手杖 对着它，它便退避三舍；如果生客竟把它痛打一顿，它此后就小心谨慎，不敢 见人便吠，甚至俯首贴耳，摇尾乞怜，力图讨好被触犯的人。中国政府对待外 人的作风和乡村的恶狗实在没有两样，这是为一般熟悉它的历史的人所深知 的。
这些话都在呼唤战争，期待用武力向中国人传达自己的主张。在遥远的欧 洲，它们很容易与追逐市场利益的内在冲突交织在一起，引发厂主与商人的强 烈共鸣，推着国会和政府一步一步走向厉兵黩武。 当英国人对广州通商制度久怀郁忿，並由积愤发为咆哮的时候，中国人却 面对着海上运入的鸦片侵蚀吏治、民生、官常、人伦、世风、国计而滔滔然成 天下的巨患。由此产生的惊怵已经积为朝野共愤，並使庙堂里的议论一天比一 天激越。道光十八年夏，鸿胪侍卿黄爵滋奏疏「严塞漏卮以培国本」，列述 「外洋来煙」之剥销中国元气：粤省「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 万两。自十一年至十七年，岁漏银两千余万两。至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 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而后深惧 国赋枯悴：
因此，他主张用「罪以死论」的办法来对付吸食者，以截断「运银出洋」与 「运煙入口」的对流。在当日的廷议里，其忧时之深和立法之酷都是非常显目 的。 黄爵滋作奏议的这一年，国家岁入白银四千一百余万两，而其中的百分之 九十左右都须耗於当年的岁出。以农业经济下国库的收入和支出作比照，则因 鸦片贸易而正在源源「漏」出中国去的那些银子委实多得使人心惊。这些漏掉 的白银不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而且搅动金融累及国赋，使国家度支的许 多环节都出了毛病。道光是个悭於用钱的皇帝，又是一个常为国用不足所苦的 皇帝，眼见「纹银出洋」以一去不回的流失盈彼绌我，不能不触发他心头的忿 怒和煎灼，积为脏腑中的痞病。所以，黄爵滋用「国本」为题目悬重法以禁鸦 片的疏议能够打动帝王之心，当天即被上谕转发到「盛京、吉林、黑龙江将 军，直省个督抚」，令「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於是，以「国 本」为主轴，起於沿海的鸦片交易便成为南北疆吏共议的一个重心。此后的几 个月中，议复黄爵滋奏疏的折子一封一封地送到了紫禁城里。疆吏的「各抒所 见」大半都是回应之声。虽说期间以真知灼见自创一格的议论並不多，但由此 汇成的共鸣却富有声势地动员了官场，把禁煙这件事迅速移到了万人瞩目的位 置。九月初八日，曾「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煙」的庄亲王奕赉、辅国公溥喜被 上谕斥为「藐法无耻」，革去王爵、公爵，並「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二年」。两 天后，道光重新追究两年又五个月以前太常侍少卿许乃济奏请鸦片弛禁的旧 事，言之愤切：「朕於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並於召见 内外臣工时，详加密访，从无一人议及弛禁者。许乃济冒昧渎陈，殊属纰缪， 著降为六品顶戴，即行致休」，以为莠言乱政者戒。黄爵滋的办法是穷治吸食 以断其流，然而沿流溯源，「天下之有鸦片，皆自广东来也。」因此，当朝旨 和廷议为禁煙造出了一派强势之后，中外通商的广州便不能不成为万矢所集的 地方。当年岁末，湖广总督林则徐奉旨觐见，八天之内召对八次，之后「授钦 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在当日的疆吏中，他是一个肯用「峻剂」治时病的 人。其「目击鸦片煙流毒无穷，心焉如捣」的炙痛与道光「净绝根株」之忿能 够相感应，因之而有一次接着一次的召对。这些殿陛之间的问答既交付了权 力，也交付了期待。在时人的心目中，两者都显示了人臣之深得君心。当林则 徐在冬日的驿道上沿直隶、山东、安徽、江西、湖北兼程赶路的时候，南方的 广东已为「查办之旨」所罩，「声威所被，震慑民夷」。而后，自雍正、乾 隆、嘉庆以来屡见於诏书的禁煙令便化成了一场扫过南粤的飓风。 林则徐受命禁煙，艰难感奋交集於一身。他后来说：「自亥年赴粤，早知 深蹈危机。所以不敢稍迟者，当造膝时训喻之切，委任之重，皆臣下所垂泣而 承者」。其间的沉重可以想见。在鸦片煙滋蔓横流百年之后，他把久蓄的朝野 共愤带到了海边，以「竭其患煙」之心放手「拨本塞源」为天下「除此巨 患」。於是，奉旨禁煙的过程从一开始就非常自觉地显示出一种制夷意识：
缴煙、禁煙和具结，都是用中国的成法为中国除弊，对於西人的箝束之中无疑 包含着出自天理人心的义愤。然而英国人对广州通商制度久积一逞之心。他们 用自由贸易主义派生出来的利权观念诠解彼己，轻易地把中国人禁煙的义愤化 约为一种通商危机和法权冲突，並力图以此启衅，将炮舰引到中国海面上来。 道光十九年（1839）春，在华的四十多家英国商号联名上书外交大臣，呼吁 「女王陛下政府的迅速干预，採取英明的措施，以改变将来我们与大清帝国的 关係，及防止更加横暴的事件再次发生」。过了四个月，远在曼彻斯特的三十 九家公司也联名上书外交大臣，申述说：
因此，他们请求「女王陛下的政府，对於中国方面这种侵略行为，应给予迅速 的，强有力的，明确的政策。」並对「政府的聪明，公正感，它对於国家尊严 的关心，深具信心。」膨胀的自由贸易主义淹没了基督教世界的道德界限，由 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长久咆哮，便在禁煙引发的冲突中演化为越洋而来的舰 队和词锋凌厉的〈巴麦尊子爵致大清皇帝钦命宰相书〉。随后，在炮口的逼迫 下爆发了中英之间的民族战争。 中国人以禁煙向西方人争自己的国计民生。英国人则用战争向中国人争 「赔还」煙款，「昭雪」英官在华所受的「亵渎」並予「大英国威仪所宜之尊 重」；割让「岛地」；讨还历年「洋行（公府）之欠银」，其全付精神都贯注 於打破中国的通商制度。虽说直接的冲突起於鸦片贸易，但当禁煙转变为战争 之后，英国人就成了主宰局面的一方。他们的舰队绕过了与皇帝离得太远的广 东，先陷定海以为抵押；而后沿中国海岸线北上，並在道光二十年夏碇泊於天 津洋面，炮口俯视，给北京的朝廷送去一场惊吓。於是而有逼出来的岸上与船 上的对话。奉旨与英夷折冲的琦善官阶比林则徐更高，然而，事起仓促，其身 后却没有一道防海的藩篱。因此，他与夷目交涉，只能用口舌劝退船炮；而以 口舌对船炮，则不能不在英国人面前显得中气不足。中英冲突的历史内容经他 半是臆测的转述全然走样，成了英国人与林则徐之间的恩怨。受了惊吓的道光 遂把心头的一腔怒气都倾倒在驾驭不住夷人的林则徐头上，发为严词切责： 「外而断绝通商，並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 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帝王因料事太易而「曷胜愤 懑」又因「曷胜愤懑」而轻断功过，於是是非曲直不得不随之而变。正在广东 备战的林则徐遂由「误国病民」之罪而被革职。接着，主张「羁縻」的大学士 琦善奉旨南下广州「查办」，成为办夷务的第二个钦差大臣。当道光十八年疆 吏共议「塞危卮以培国本」之际，总督直隶的琦善持论特重「循流溯源」和 「实力查拿，」是个厉行禁煙並受过朱批褒奖的人。其心头的国计民生之忧与 林则徐同样强烈。然而在西人的兵船北上天津海口之后，琦善被时势拖入了漩 涡，心里已不再有禁煙这个题目了。他更急於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 「顺驭岛夷」，以求止息骚乱海疆的滔滔风波。但「羁縻」的过程却異常沉重 窒苦。其间的牴牾研磨一节一节地打碎了他的一面之想，並使他终於明白了中 英冲突其实无关乎个人恩怨，西人志在必得的东西是不能用言辞感化的。最 后，耐不得久受「羁縻」的英夷在通牒要胁之后轰击沙角、大角炮台，逼使没 有还手之力的琦善屈服於所谓「穿鼻草约」：一、割香港；二、赔偿六百万 元；三、两国公文平等往来；四、开放广州贸易。弄到头来，羁縻的结局还是 由大炮来决定的。当琦善出京的时候，朝廷期待他能够牵着英国人的鼻子走， 但他一入局中就被英国人牵住了鼻子，越走越远，回不了头，在中国人眼里， 就此成了久受嘲骂的对象。南边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深深地戳痛了道光，他 震怒地说：
偾事的琦善遂被「革职锁拿，派副都督英隆、並著怡良（粤抚）拣派同知知州 一员，一同押解来京，严行讯问。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其时上距 琦善到粤不过两个月又二十一天。已经革职的林则徐在广州旁观琦善以「议 和」为「秘计」的出格举措，曾揣度道光的心事，预言「静老（琦善字静庵） 亦是覆辙。」结果他和同被革职的邓廷桢还没有离开广东，琦善已经灰头土脸 地踏上了回京之路。与来时的奉旨出朝地动山摇相比，归路中和他相伴的只有 脚下的黄尘与清议的訾垢。（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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