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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后辈曾说《史稿》实是由政治旋律来贯穿的史学三重唱，但若读得 更细些，则亦能从个别章节听出某种抒情乐音，那是竖琴纔拨得出的天鹅绒般 柔美的音色，虽在枪杆与镰刀的连续交响中显得纤禾农、短暂且不协和，但毕 竟让人面目一新，犹如喋血长征后的竹亭小憩。看得出，先生对不乏诗性的心 灵颤动与青春梦幻是由衷珍惜的，不然就不会挤出空隙来凝视这些开在人生旷 野的小花。比如评潘漠华、冯雪峰们的《湖畔》小集：「这些青年为『五四』 的浪潮所唤醒了，正过着甜美的生活和做着浪漫谛克的梦，用热情的彩笔把这 些生活和梦涂下来的，就是他们的诗集」。又如评冰心《繁星》：「这些抒情 小诗一般都写得单纯和清新，有些片断也确有一些实际生活的感受，包含了隽 永的哲理思想，以优美的艺术想象表现出作者点滴的感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 呜和联想。」更妙的是先生竟从正面摘引了周作人的〈论小诗〉：「如果我们 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想将它表 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当《史稿》对诗美作如是说， 那么，「革命」呢？「反抗」呢？社会的苦难与黑暗呢？仿佛全消融於艺术之 忘川了。…… 这下先生惹祸了，祸还不小。1952年8月30日有人在《文艺报》座谈会上发 话：《史稿》错就错在「作者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根据有四，头条便 是「作者处处都好似是站在纯客观的立场说话，把进步的与落后的，革命的与 反革命的作家等量齐观。这种纯客观的立场，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 难以辩驳。只须亮出先生对上述三人（冯、冰、周）的简短评点，便堪称「铁 证如山」，《史稿》也确实有点「敌我不分」：若冯为左，冰为中，周当右得 不能再右，而先生却着眼於诗美而将三者「等量齐观」──这不是「资产阶 级」的「纯客观」立场，又是什么？至於为何「纯客观」定是「资产阶级」 的？为何「无产阶级」不能「纯客观」？这就不宜商榷了，因为权力语式之特 点，在於让人无条件顺从，而非反思。 就政治倾向而言，先生无疑要革命且把写《史稿》当作「革命」来拼命 的；但就艺术－审美感受层面而言，则还有待彻底的「布尔什维克化」亦属事 实。先生在1952年2月〈自我检讨〉说：
先生自然更想不到，《史稿》后来竟成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孽债。其根子当是 先生将「新文学史」界定为革命史（主体为中共党史）分支时便埋下了。《史 稿》既然被预设为革命史立传，既然旨在为新体制之奠立提供历史合理性与道 义合法性，那么，面对毛泽东有关「革命」阐释的随机变动，特别是面对体制 本身的非正常系列运作，先生的确苦不堪言，不是不愿紧跟，也不是不愿修改 《史稿》，实是改不胜改，因为变得太快。仅1955年胡风一案，《史稿》便得 相应砍去胡风论艾青、张天翼、欧阳山、田间、鲁藜、路翎等註释共13条；更 毋庸说自1957年至「文革」，原在《史稿》中以「革命文学」精英造型亮相的 冯雪峰、丁玲、田汉、夏衍、周扬等等，通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脚。亏 得先生知趣，仿佛有特異功能，猜到《史稿》将遭厄运似的，早在1952年8月便 通知书店暂缓付印《史稿》了。一尊原想为体制增辉的里程碑，到头来却被体 制唾棄为铭勒作者罪状的耻辱柱，历史未免冷酷。…… 先是1934－1937年先生在清华从政入党，后却因未圆「左翼理论家之梦」 而成「孤儿」达5年之久（1937－1942）；继之1942－1948年先生脱党复学，以 学为隐，又不甘於隐；再则1949－1952年先生时命已俟，亦学亦政，却又因政 治－艺术之二元化而遭二度冷落。先生时年38岁。当官方说《史稿》错在「作 者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而先生偏表白是「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这有意义么？若读懂先生的「体制情结」，则此意义当非同小可，这便意味 着：不论体制是否将先生册封为「我们」中的一分子，先生则依然无怨无悔地 认定自己仍归属「我们」。「我们」这一称谓代词，在此已成某种双重代码， 既涉「信念」、又涉「体制」之代码。亦可说是当代形态的「君可以不仁，臣 不得不忠」吧。无怪大陆学界颇有人自恋自夸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 「价廉物美」。「价廉」，是说知识者在体制面前自惭形秽，自居卑贱，时刻 企盼权力恩惠或青睐也；「物美」，是说知识者其实特别好使，「士为知己者 死」，若不「知己」，时而斯文扫地，时而株连三族，也没关係，他这根 「毛」最后仍想附到「我们」这张皮上，否则便不知怎么活，心底空荡荡。体 制可谓是当时先生心中须臾难移的根基；或曰组织关係上可以疏离，但在价值 原则上，则不。 先生素以善解时政、常作「醒世预言」而著称。环视学界前辈，有几人能 睿智如先生？先生於1956年便敏感「山雨欲来」故自删《史论》以避嫌，又於 1957年春严辞阻止弟子办「同人刊物」，更於1962年「广州会议」后叨着煙斗 料事如神：「帽子是可以摘下，也可以戴上的，关键是拿在谁的手中」？…… 但所有这一切，並未能冲淡先生的「体制情结」，有诗为证：「白旗飘飘旌封 定，不准革命阿Q愁」（1958年）。总之，先生还是要「革命」，仍自认为是 「体制中人」呵…… 超冰说：先生「在解放初期较长一段时间都自以为是共产党信任与依靠的 对象，決没想到自己是被批判与怀疑的对象。他是逐渐纔接受了自己被批判的 地位並在事后对57年未被划为右派暗自庆幸。但直到『文革』中，他纔真正认 识到並真正接受了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不可能改造好的，对於 自己是无从亦无需辩白的」。亦即先生委实是熬到「文革」纔默认「我们」已 不将自己当「我们」了。这也可从先生的「文革」检查（1969年）得以佐证： 「毛主席把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看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 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未能早日解決的重要原因，我的这些言行就充 分证明了这类知识分子想要顽固保存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动性质」。有人 说，此类「罪名」都是「先生在历次批判运动中所极力逃避而不愿承认的，而 现在他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压力下终於『就犯』。」所谓「就犯」，无 非说先生从此不再幻想「我们」会把自己当「我们」，但后辈仍想说，这並不 意味着先生当时在价值上也让自己与「我们」绝交。准确地说，那是一种「藕 断丝连」：「我们」不认自己为「我们」，此谓「藕断」；但自己仍视自己为 「我们」，则谓「丝连」。事实上，这缕一厢情愿之情「丝」，先生是一直延 伸到80年代初亦未间断的。1983年先生重提「新文学史」时说：「我们讲三十 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那时我们什么宣传工具也不掌握，但是我们成长壮大 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能做到这一点？」一气4个「我们」，足见先生对「我 们」情意绵绵之不绝，此与撰《史稿》时一口一个「我们的新文学」，「我们 的新文学运动」，当一脉相承。1984年先生於仙台答日本友人时，曾对士大夫 与现代知识分子作过一个即兴式比较：「最大的不同是过去的士大夫都服从於 皇帝，而现在的知识分子至少表面上是人格独立的。」「表面上」如此，实际 上呢？先生没说。也无非是书生气短。 1986年先生突然元气淋漓──先生是年为何有此激变当有待深究──让人 震动的是，学界居然听到先生如此言说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 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掷地有声呵！…… 或曰鲁迅在中国，犹如莎士比亚在欧洲，皆说不尽──这也适宜於先生， 因为鲁迅在成为先生的研究对象时，也成了先生在不同生命时段的人格（角 色）变奏的音符。就像先生在1936年掌《清华周刊》时鲁迅是「文化运动」领 袖，40年代撰《史论》时鲁迅成为「学者」，50年代撰《史稿》时鲁迅又转为 「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而今到1986年，先生震聋发聩地称鲁迅是真正 「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这难道不正暗示先生话中有话，意蕴颇深么？1984 年先生仍沿袭流行话语将鲁迅叙述成体制式英雄，隻字不提其「有独立性」， 两年后兀地话说鲁迅「有独立性」，且说「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这是否意味着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已经觉醒，已走出梦靥般的「我们」而独立成 「我」呢？若是，则1986年当是先生生命史上份量很重的一年，因为正是自这 一年始，先生毅然決然地告别了体制，亦告别了萦绕灵魂达半世纪之久的「体 制情结」，不仅不沮丧，不落魄，反而顿觉宇宙前所未有的敞亮：「星垂平野 阔，月涌大江流」，从此灵魂可以自由地呼吸、流动且翱翔了：「飘飘何所 似？天地一沙鸥」。这可是先生闯荡了一辈子的狂流暗礁，直到危樯独舟靠上 「细草微风岸」，纔缓缓悟出的真谛呵：「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体」──若 「官」在此可作「体制」解，则先生为何在1989年夏於煙台对杜甫《旅夜书 怀》特有感慨，也就不难解了。此可谓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对「衰年变法」 作诗性论定呵！…… 后辈认定先生「衰年变法」自1986年始，因为先生是年委实创意叠出，这 除了在价值观层面「告别体制」外，在学术观层面还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学术 史」命题。只须稍作思考，不难见出「学术史」之提出，实是先生之「告别体 制」已深入到了学术层面；与此相对应，随着先生真将价值根基从「革命至 上」移向「个性本位」（先生在1989年再三重申「我是我自己的」──「这的 确是觉醒了的『五四』青年的语言」），这对最终奠立「学术本位」这一学人 角色规范也至关重要。 「学术史」命题，先生最初是在申报「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 献」（后改题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这一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时提出 来的，旨在通过对20位「不同经历的学者的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 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期盼唤醒学界的「学术史」意识。 重读先生当年委託陈平原草拟的上述「设想」（「基本观点属於先生」） ，后辈颇有所思。一，重建「学术史」意识，其深意当在确认学术自有異质於 政治的本体属性，故「学术史」有理由不像「新文学史」那样成为革命史之分 支，而可被允许「就学论学」地从总体史网络中小心地剥离下来，即不再使其 依附於政治而获得独立的学科命名。故表面看去，先生所为不过是对黄宗羲 《明儒学案》及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学理追认，但究其质，却是 把先生「告别体制」落实到了学术层面，从此先生学术思想无疑有了新起点。 二，无论读课题「设想」，还是课题成果（即《进程》，北大出版社1996年 版），后辈的总体印象是：先生之「学术史」大体是在治学门径与学术规范层 面展开，虽曾提及「要正视学者性格中的缺陷」，「比如谈郭沫若不能不谈晚 年的《李白与杜甫》，」但这毕竟不是先生的「学术史」主题，先生的兴奋点 显然是在更带操作性的工具理性方面（「怎么治学」），而不在浸润「学者性 格」的、更带本原性的价值理性方面（「为何治学」）。但这並未降低先生企 盼将「学术史」当作纯学术对象来研究的可贵姿态，即不再像撰《史稿》时那 样迎合体制，而是激活了撰《史论》时的「纯客观」立场，且自我超越，不仅 不再「不甘於学」，反而深究「学何以为学」，这就使先生之治学精神，无意 中趋向了清华第一代学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统境界。三，耐人寻味的是， 先生当年为课题研究而精心遴选的20位学者名单中，不仅有8人具清华背景，且 「别有会心」地强调素以史家著称的陈寅恪，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亦别具一 功，诚然，此「学术史」课题后因1989年而顿挫，致使「先生概述这百年学术 思潮的『前言』」「没能来得及动笔」，遂生遗珠之憾，但终究「意在笔先」 ，笔未竟，意犹存，先生之「学术史」命题对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思想暨学人 灵魂史之意义当不容小觑，甚至可说，其份量绝不亚於「二史」在学术史上的 地位。 钱理群回忆，某天「先生突然和我谈起『中国需要大学者，竟又没有产生 大学者』的问题」，且对先生所熟悉的北大中文系中青年教师一一加以评点： 「某某走的不是『大学者』的路子，某某本身条件不错，，但主客观原因使他 成不了『大学者』……先生平日对学生辈的种种肯定、鼓励，都是从现实条件 出发的，而与他内心深处追求的学术理想境界相比，他显然有着更多的保留、 不满，以致失望……先生的不满，失望也许更是对他自己的吧……」陈平原也 有类似印象──
纵然是先生挚友如朱德熙，也不讳言先生「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却 终究未能如愿而差一口气。「他做学问同时占有两种优势：一是记忆力强，过 目不忘；二是聪明绝顶，有敏感的洞察力和细密的分析力，无论论人、论世、 治学，多有深刻的见解。……由於人高、兴趣广，除了读书，还关心现实。所 以他做学问总带着点逢场作戏的味道」。「一口气」或许就差在此。 惜先生当初於己並无此反省，而是重在指控命运不公：「我不反省！人人 反省，错误人人有份？！当人说话都不起作用，甚至不准说话的时候，他反省 什么？我只有挨斗的份，我要反省？我不反省！」先生在1957年前每年写一部 学术书，但在1957－1977年间却一本书也未出版。与年轻人相比，同是「文 革」10年被耽搁，「可耽搁在人生哪一阶段大不一样，正当创造力最旺盛的时 候被迫搁笔，等到可以提笔时却又力不从心，这种遗恨只有个中人纔能理 解」。故先生不免唏嘘：「老年人的10年更可怕，他更接近死亡了，更难补救 了」。相比较，同是清华遗老的冯友兰却在生命的最后10年写完《中国哲学史 新编》七卷本，即是作为一位「完成了的大师」而含笑仙逝的，而冯（1895－ 1990）比先生更年迈，更病弱…… 儘管先生自1986年始已着意「告别体制」，但某种价值心理定势仍顽固地 驱动先生尾随东林儒士，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势必怠慢含英咀华的读书 声，这便使先生不论在「文革」前，「文革」中，还是「文革」后，用於时政 分析的时间及心力皆远甚治学。张恩和曾这么记载先生在60年代初参编《中国 现代文学史》时的日常作息：「他是习惯於晚上工作的」，「凌晨两、三点， 他屋里的灯光还透过门上的玻璃照射到走廊里来」，「他在晚上除了审稿、读 书、写作之外，必不可少的日课就是广泛阅读新的报刊。他读报极细心，极认 真，一条小消息也不放过，就像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那样。……在我心里， 他除了是学者和诗人，还是一位並不搞政治的政治家」。林庚亦说先生「每日 阅览各种书刊报纸多至数十份」。先生也不只一次地自述在「文革」10年「整 天战战兢兢地作形势分析，结果浪费了时间，一事无成」。至於「文革」后10 年，则几乎及门弟子皆提及先生在镜春园76号的「神聊」乃至「处士横议」， 却「从没正儿八经地……上过课」……人生有涯。若光阴皆在「那客厅，那茶 几上的茶杯和煙灰缸」，那「似喘似咳的笑」中流逝，先生还有时间去塑造自 己的「大学者」形象么？…… 然当先生心血来潮，怕就无暇亦无须顾及学术与否了。诚然，「神聊」本 「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神聊」对先生所以「有着永远的诱惑力」，绝非由於学术，而是由於时 政──
孙玉石说，其实「先生内心有时是很寂寞的。但也有最快乐的时候，那就是与 学生们聚集一堂，漫天神聊的时候」。赵园说，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我 看到了最兴致勃勃的先生。那一夜，他被一群门生弟子簇拥着，裹在环湖移动 的人堆里，走了一圈，兴犹未尽，又走了一圈。……返回时，水泥小路边，灯 光黯淡，树影幢幢，疲乏中有凉意悄然弥漫了我的心。此后，忆起那一夜，於 人流、焰火外，所能瞥见灯光微茫的校园小径，像是藏有极尽繁华后的荒凉似 的」。赵园的笔触所以纤敏，因为她早已瞅见先生心头的落寞：每每拜访先 生，从「走进客厅到起身离去，先生通常由语气迟滞到神采飞扬，最是兴致盎 然时，却又到了非告辞不可的时候。我和丈夫拎起提包，面对他站着，他依然 陷在大沙发里，兴奋地说个不休。我看着他，想，……他需要热闹，尽兴地交 谈，痛快淋漓地发挥他沉思世事的结论，他忍受不了冷落和凄清」，否则便 「蜷卧在单人沙发上，是极委顿衰惫的老态」。这又不禁让人想起先生那段极 著名的当代京版《世说新语》：「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皆曰这是亦庄亦谐地表达了一个学者的良知及「韧的精神」，其实亦可由 此鉴出先生的政治拗劲。因为在晚境，也只有时政及时政分析，纔可使先生进 入持续性激动。作为代价，先生也就很难持续地沉潜於「学者状态」。 平心而论，先生在新时期並非闲着，比如陆续修订重版《史稿》、《史 论》，结集出版《鲁迅作品论集》、《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等，但原创性著 述终究欠少，少得与先生实力及自我期待不匹配。先生对那个课题《进程》倒 是激动过一阵的，「私下里不只一次地说过：想来想去，我确是最佳人选，只 好勉强再『老骥伏枥』一回了」，且在1987年夏填〈项目申请书〉时「已恨不 得马上动手」，甚至在1988年元月言及「这是他平生最后一项学术事业，也是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即使在「先生去世前半年，虽有各种干扰而难得平 心静气读书做学问，可只要提及此课题，先生那明显苍老了许多的脸上马上容 光焕发……」但颇具悲剧意味的是，此课题注定会像先生那样定格於「未完 成」，这是象征，也是宿命。虽此课题后来总算出书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但先生未必欣然，因为不见先生曾许诺的那篇概述中国百年学术之前言，全 书品位未免逊色。 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10年，作为「大学者」亦属「未完成」，以致久想作 中国文学史而未果，政治激素在阻止鲁迅成为「大学者」的同时，却成全了鲁 迅的大思想家暨「精神界战士」的形象，可谓有所得必有所失；对先生而言， 却相反。先生确已具备足以成为「大学者」的知识结构、学术眼光与人生睿 智，但先生身上的政治激素却又足以从内部将上述优质学养耗散於无形，有所 失而无所得，岂非千古遗恨？！……关於政治激素如何剥蚀先生治学心境一 案，可以说，没有比钱理群的分析更精准了。钱说：先生儘管有着「政治分析 家」的秉赋，却不具备「政治实践家」的气质（包括心理素质）。……先生卓 有见识的政治、时事分析既不能通过他的学术研究对社会产生影响，就只能成 为一种清议与空谈，这样，先生就必然地陷入他所研究过的中国历史上的知识 分子共同的矛盾与苦闷中：空有高出一般的思想，在思辨中常常能够对历史事 变的发展（或其局部）作出惊人准确的预见（猜测），却不能参预历史的变 革，对历史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先生精彩绝伦的政治分析 「对外」既不能产生影响，「对内」却成为对先生自我的一种束缚：……不仅 牵扯了先生过多的精力，实质上成为一种才华的浪费，而且时时处处作政治分 析的习惯，也弄敏了先生的神经，对瞬间万变的政治形势种种准确的、不准确 的分析、猜测，又总伴随着对自己及周围人的实际命运的种种担忧，这就大大 加重了先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自我感觉，形成了无休止的、不堪承受 的心理压力，这自然会妨碍先生进入前述「单纯、明净」的「学者状态」。 …… 感谢钱对先生的精神分析，使后辈顷刻领悟了先生为何在生命的最后一年 一再叮嘱弟子关注「如何做中国的学者」──用后辈的话说，是指「学人活 法」。先生对「学人活法」之思考，基本线索有二：一曰「对外」，二曰「对 内」。先说「对外」。据说先生「十分赞赏鲁迅关於唯其中国少有真正的战 士，就更须注意保全战士生命的观点；他以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同样如此，每 一次文化运动总要损伤一大批极有希望的研究者。这固然是极左路线的恶果， 但作为研究者自身，却也不得不考虑如何『保全自己』的问题」──这就亟需 学人「在学术研究中，既要有『求真』精神，绝不作违心之论，但也要注意掌 握『什么时候，可说，不可说，说到什么程度』之类的分寸」，亦即「对外」 至慎。再说「对内」，例子更多，如对温儒敏言：「搞学问不必东张西望，埋 头下功夫，就能出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果」，「做学问不能太急功近利， 讲究的就是『潜心』」；又如叮咛陈平原：「大环境左右不了，小环境却可以 自由创造，起码要自己沉住气」；再如在1989年寒秋对钱理群的最后嘱咐： 「不要到处打听消息，少作无谓的分析，不要瞻前顾后，不受风吹草动的影 响，沉下来，作自己的学问」。若曰「至慎」纯属中国学人在本土语境的生存 技巧，那么，「致远」当已接近「清华薪火」所表征的学人「以学为本」之学 统境界的。看来，先生在最后倒下之前，已经认准了自己何以未成「大学者」 的内在病根。 先生未完成的学术史反思在先生的得意弟子陈平原那儿，沉潜为思想史或 学魂史反思。也就是说，与先生之「学术史」思考相比，陈之「学术史」思考 显然在关注「学术规范」，「治学门径」的同时，还特别留意想「亲手『触 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统』的东西。有这种感觉和没这种感觉大不一样。 所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是指了解某一学科某一课题的研究历史、 现状和发展趋向，而是指获得一种学术境界。……对真正的学者来说，治学不 只是求知或职业，更体现一种人生选择，一种价值追求」。继而陈主张治「学 术史」，除了考察「学术流派的形成、概念术语的衍变、学科的崛起、方法的 更新以及名著的产生等之外，还必须考察作为治学主体的学者之人格。『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值得大力褒扬；可由於特殊思想背景造成的学者落 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以及一代学术的困惑与失落，同样也很值得研究。这种研 究，不乏思想史意义」。毋庸讳言，纷纷映入陈之「学术史」眼帘的「落寞的 神色徘徊的身影」，当亦有先生一份。或在陈眼中，先生早已作为「学术史」 的一块人格化石而纳入其视野。 钱理群说：「先生是在『明白了』以后离去的，他还是幸运的」，故能含 笑而逝。后辈则在写谒书的几十个日日夜夜日子里，切身体验到何谓「先哲活 在我心中」。谒书至此，后辈想说的只是：活明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安息吧！先生！ ────────────── 征引书目： 《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先驱者的遗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修订重版 钱理群：《世纪末的沉思》，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陈平原：《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载《光明日报》1997.2.12 《学者的人间情怀》 《鲁迅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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