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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时的学问已显局促。这期间围绕同文馆和修约问题的讨论，凸显出无 论理学还是经学都丧失了底气。［1］故意坠马折骨的理学大师倭仁虽然避免了 去讨厌的总理衙门点卯，但同文馆还是成立了。而督抚们同声「灭夷为志」的 表态，也当不住列强外交机构进驻京师。「乾嘉考据」毕竟远逝，「道咸经 世」无法应付新的现实。汉宋学的争论已告一段落，融合两派的想法还应者不 多。［2］该干的只能悄悄干，如曾和李开创的洋务事业；该说的却不能说，开 闢西学新方向在政治上还过不了关。真正感悟到学术新走向的有识之士，如冯 桂芬和陈醴，只能逻辑地蜇居於远离帝国政治和学术中心北京的南方。留给循 规蹈矩的真学问家的任务，似乎也就是守成，即整理先贤的著作。但怎样整， 仍牵扯到学派的梳理和划分。头绪尚未理出之前，守成式的整理也困难重重。 於是，一向被视作雕虫小技的金石学，成为这一时期的时髦学问。这是不 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找回一点太平盛世的感觉，潇洒玩一把学问，持此想法的 恐怕不在少数。「不尚玩好的我朝家法」开始失灵了，三代钟鼎，秦汉砖瓦， 魏晋碑帖以及宋版图书，人们发疯似地搜罗起来。二十三岁(咸丰二年，1852) 摘得探花的世家子弟江苏吴县人潘祖荫，一开始京官生涯就「爱好」上了「金 石文字」。同治十一年(1872)他出了第一本专著《攀古楼款识》，感叹「今好 此者益多，价益踊，故古器益不可得见。」在自序中他承认，写作过程中与张 之洞，吴大瀓等「相与商榷」。这算不算开创了以后清流党人著书的风格？大 名士署名，候选名士出力。但潘祖荫够有版权意识，不象张之洞，那本歆动士 林的《书目答问》总脱不了「侵权」的干系。而且潘祖荫为避免「玩物丧志」 之讥，还引用阮元语录以证明文字研究对经传的贡献。同样是世宦公子的常熟 人翁同龢二十七岁(咸丰六年，1856)中得状元，利用父亲现成的关係，周旋与 大老间，当然忘不了向相国祁寯藻时时请教书法。这股风气至光绪中叶仍很 盛，二十七岁的缪荃孙於光绪九年进京会试，尚未入闱，就在「友朋之乐」中 跟上时髦，开始摆弄金石。［3］王懿荣，盛昱以及端方对金石的兴趣也是这时 被调起来的。 进入光绪时期，潘祖荫和翁同龢得了侍郎，接着提昇飞快，过两三年就上 一个新台阶，也就七、八年的时间，拜了尚书又兼了军机。由他们带动起来的 金石热，相应地引起了士大夫交往方式的改变。下馆子得挑清净地，「都门为 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故士大夫中性 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4］作者朱彭寿光绪十 五年(1889)进京时看到的这一景象，应该是自光绪初年延续下来的。因为郭嵩 焘光绪元年(1875)进京做出使英国准备时，一般朋友应酬的场合已经选择的是 陶然亭，龙树寺以及松筠庵等雅处。随便翻翻《郭嵩焘日记》便可知当年大吃 大喝风气之盛，［5］但不是公款吃喝，又逢名人文士聚会，当然不会扯着嗓门 划拳或哼哼小调助兴，而是临风寻佳句，凭月读碑帖。以潘祖荫的大手笔，一 次聚会除了「拓铭」「读碑」「品泉」「论印」「还砚」「检书」等节目外， 还由与会者现场吟唱，顺手赚得一本《名士销夏诗》。［6］这样的聚会多是高 官掏腰包，名士捧人场。或以诗文，或以金石学。搏得名气的李慈铭，张之 洞，黄体芳，王懿荣，吴大瀓等成为社交场上的宠儿。［7］ 这股士风的广泛效应是，高官兼名士成为高官追求的一种境界，以金石学 为敲门砖成为士子搏名士头衔的一种途径。光绪年间「潘翁」被士子並称，表 征出这一时期士大夫的交往风尚和相应的学术风尚。而这一风气的酝酿，却是 在同治年间，即在「清流」形成之前。这一有趣的关联是，同治年间与高官交 往的名士，多是光绪年间清流运动的中坚。由同治年间的金石热而结成的高官 与名士的关係网，无意间为光绪年间清流党的兴起作好了人事上的准备。 这股风尚的另一效应是琉璃厂的兴盛，「清自咸丰庚申以后，人家旧书， 多散出市上，人无买者，故值极贱；宋亦多。同治初元以后乃渐贵，然收者终 少。至光绪初，承平以久，士大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8］「风雅」只 是一幅漂亮的幌子，背后则各有各的小九九。但高官和名士的这套把戏，却促 动书商下起了真功夫。多年浸淫於古器旧书中，琉璃厂的许多老板和伙计倒货 真价实地成为这一行当的权威和行家。四九年以后我们仍然受惠於从这儿磨炼 出来的文物鉴赏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如张贵桐和邱震生。［9］这儿服务之周全 也是今天无法想象的，「棐几湘帘，炉香茗碗，倦时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烟 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決无慢客举动。买书固所欢 迎，不买亦可；给现钱亦可，记帐亦可。」［10］瞿鸿禨之子蜕园老先生看到 的已是民国年间琉璃书市的图景，但想来源头活水是绕不开同光的。 卖方如此地道，买方自然踊跃。光绪初年，大臣们早朝后先遛厂甸成了习 惯，书铺门前往往「绿」鸦鸦一片的轿队。潘祖荫，翁同龢当然不用亲自去， 虽然他们还未年过五十，已熬成了尚书军机。不用劳神，巴结的书商会把稀罕 的玩艺儿送到府上。你只要看那书铺的招牌是谁题的，那店主肯定是题字者的 固定供货商。而在琉璃厂，潘祖荫和翁同龢题的招牌是最招摇的。幸好那时的 书铺都是个体户，再巴结官儿，也只能纳入优质服务的范畴，为得是卖个好价 钱，绝不会白送。 什么事热昏了头，就要出纰漏。光绪五年(1879)的二月三月里，琉璃厂宝 名斋老板李钟铭和工部尚书贺寿慈的名字连续並列出现在被弹劾的奏折上。从 同治驾崩那年起就号召大家「直言」的慈禧，似乎直到五年后纔把这些言官和 讲官们的胆壮起来。於是乎，为了一个同治年间从山西文水来的书商李钟铭和 接替丁忧的李鸿藻，工部尚书位子还没捂暖的湖南人贺寿慈，先是张佩伦劾他 们一票，黄体芳接着跟上。可是张和黄参劾的证据实在有些勉强，什么李钟铭 「捏称」是贺的亲戚「招摇撞骗」啦，贺认了李的两个老婆为「义女」啦。 ［11］这那像是名牌讲官的风范，简直是长舌妇的嚼舌。据孙殿起先生的说 法，宝名斋老板名叫李炳勋，同治间趁人之危压价购得汉阳叶志詵家的藏书一 百箱及古铜器若干。潘祖荫「屡次往观，不得一见。如是怀恨者不在少数。」 ［12］也就是说，李老板在生意上得罪了潘祖荫及其同好者。照理说，李老板 有好货先给自己的关係户留着，没坏谁的规矩。就算贺寿慈胸中並无几滴金石 学的点墨，明珠暗投也罢，犯得着等到了光绪年间自己得势的时候老账新算 吗？这似乎不是潘祖荫的作派。我怀疑这是厂甸同行的猜测而已。相反，这事 倒是照出了刚刚冒出的清流弄潮儿的小肚鸡肠。他们脑子还没理出头绪来，哪 些急待解決的问题需要「建言」，却热衷於捕风捉影传播小道消息。这是否也 可以反过来推测，潘祖荫並没有在背后操纵什么，否则，他不会怂恿年轻的讲 官们帮自己的倒忙。而那位缺乏才情却以纯粹理学家姿态赢得声誉和慈禧信任 的「挑廉」军机李鸿藻［13］，从光绪三年九月(1877年10月)到六年正月(1880 年2月)正好丁忧在家。注意，是在北京的家！他护送老母灵柩回原籍，只在高 阳住了13天。看来再纯正的大理学家，也顶不住乡下差的生活环境。当然，在 京守制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因为他太重要，工作上离不开。这在朝廷有个说 法，叫「夺情」。意思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孝」要服从於「忠」。这段时间 他私下与朋友来往密切，包括张佩纶和张之洞。但官府是去不得的，他能左右 他的两个同乡，但不能由此说他就控制了整个清流思潮。清流的开场戏他实际 上没来得及赶上。［14］象许多私人笔记所宣称的那样，清流党「盖皆为高阳 李文正公之羽翼也。」［15］至少不符合这一阶段的历史实相。李鸿藻到底为 了什么和什么时候掺合到清流党中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不错，自进入光绪年间以后，慈禧的日子不好过。为同治的继承人问题她 心虚着呢，再加上不断降临的自然灾害，似乎正应验了「上天示儆」的古老说 法。慈禧一反过去的僵面孔，一再低姿态地求言纳谏，未必有什么「阳谋」。 而一向觉得怀才不遇以及待遇过低的年轻言官和讲官们倒有可能趁机利用慈 禧，假戏真做。我这一推测不是没有缘由。说来可怜，寒窗苦读，过了考试， 成了进士，三年散馆，择优汰劣，差者外放或到部里做办事员，脱贫不成问 题；而优秀者点得翰林，苦日子实际纔刚开始。［16］穷翰林脱贫的机会在放 学差，运气好的，到大省三年下来，能腰揣三到四万两回京，直奔小康。差点 弄个主考，出一趟京也有好几千的进账。问题是这样的机会本来就少，而光绪 年间「馆选太滥，人才拥挤。考差者竟有二百余人之多。平均牵算，每人约须 九年可得一差。」［17］另有人估计这时翰林的人数比道光时至少翻了一倍。 ［18］全国十八个省，只能摊上十八个学政，正副主考三十六人，再加上会试 房考各十八人。如果何刚德的计算法没有错，三年一科也就等来九十个位子。 发财的机会太渺茫了。靠那点收入，不至於天天喝粥，难得也能到小饭馆里解 解馋。有眼光的广和居老板还肯赊账，但翰林心里实在难以平衡。因为人比 人，气死人。道咸时期，虽是前方吃紧，也从没耽误后方紧吃。这只要翻翻张 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便很清楚。他做陕西粮道时，迎来送往，「上席五 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 一尾，值製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可少。」「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 则五日无之。」那可是道光时候呀，皇上本人还穿打补丁的衣服厉行节约呐！ 除了吃，还要拿。每有昇迁，进京晋见，单是给各有关部门塞红包，一次就是 一万七千两。光是给尚书级别的，每人得塞四百两。［19］到了光绪，行情见 涨，一般给尚书的别敬到六百两，最高曾有人塞过一千两的银票。这里当然没 有翰林的份。 这恐怕是所谓「同治中兴」「同光新政」的冰山一角。除了学术的无方 向，还有一幅官场的腐败相。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起先积极响应慈禧「直 言」号召的会有那么多的穷翰林。他们是要逮捉发泄的机会。象李慈铭这样的 大名士，虽然隔三岔五地从大老高官处得到一二十两的馈赠，仍常常在广和居 赊帐。［20］没有额外进账的无名小编修和御史怨气自然比别人大。虽然名士 们也递折子，与光绪五年后相比，活跃程度的差異是明显的。换句话说，在御 史吴可读戏剧性地自杀身亡之前，清流思潮已经存在了五年的时间。对这五 年，吴可读在他的遗诗中作了评价：「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 ［21］数落谁呢？当然首先是负有监督责任的言官和讲官。似乎是「尸谏」的 效应，从此言路一下子活跃起来。 真学问家少的时候，名士便会成队地登场。张佩伦，宝廷，陈宝琛，黄体 芳和张之洞都是写文章的好手，年纪轻轻已爆出大名。很是得意。写折子似乎 不单单是「言事」，同时也是显派本事。［22］就象玩金石一样，醉翁之意不 在酒也。但不管怎么玩「酷」，其本志在於仕途，猎名只是为攀高位搭梯子。 由吴可读「尸谏」引发的「继统」还是「继嗣」的辩论中，无论是张之洞还是 宝廷，其意见竟与诸位大老徐桐，翁同龢及潘祖荫联衔上奏的意思一致［23］ ，实际上有意拍帮慈禧的马屁。［24］他们有自各的仕途设计：二十来岁当主 考，三十来岁做到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侍读或詹事府的洗马中允，四十来岁放 学政。而后或外放臬藩，或内迁侍郎。翰林院的拥挤，对他们根本没影响。吴 可读事件后，清流党人赢得了「清流」这一桂冠。这一称号不是自封的，各种 私人笔记中之所以开出名字大有出入的清流「四谏」「六谏」或「十君子」的 名单，就是因为所谓的「清流党」並不是一个组织，更没有什么纲领。人们拣 有名的往一块儿数，再拿历史沿袭下来的「清流」好词往他们头上套，而不管 是否恰当。这批被圈进得「清流党」人一直没有表示接受过这一桂冠，直到 1912至1916年间，年迈的陈宝琛纔在怀旧诗中用了这一流传已久的称呼。如果 我们非要给「四谏」排个座次，还是听一听诗人的说法： 诗名为：吴柳堂御史《围炉话别图》为仲昭题
仲昭为张佩伦之子。吴柳堂即吴可读。「清流」起来的原因和日期，诗人 已经讲的很清楚，不需我再饶舌。不可忽视的是，陈宝琛给「四谏」自作了小 註：「时称张宝何黄。文襄尚未在讲职也。」［26］这就是说，作为清流象征 的「四谏」的重要资格是「在讲职」，即在翰林院或詹事府任职。这一说法的 依据何在呢？据何刚德回忆，中法战争前清流议论风发的时候，圈子里就有 「不闻言官言，但见讲官讲」的戏语。按照官制，「谏」是言官的本职纔对。 为什么讲官要越俎代庖呢？关键还是在於讲官们有路子，有消息渠道。而这一 层关係的建立，直接得益於金石学热。 金石热的后果竟然是废书不观。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李慈铭已觉察到 了：「近人喜讲金石，而不通文理，极为可笑。后生小子，慕而效之，以为不 读一书，而可称名士矣。」［27］李慈铭为此疏远了与这帮名士的交往並在日 记中对他们屡有微辞，但他还不至於站出来说话。第一个公开批评名士们的恰 是「四谏」的同事，同样年轻的讲官王先谦。 张佩伦和黄体芳弹劾贺寿慈后，王先谦没说什么。三个月后当贺寿慈被任 命为左副都御史时，另一满族大名士讲官宝廷再一次抨击贺寿慈，［28］这纔 引出王先谦的奏折。王先谦话说得也很有技巧：「臣工建言，原应各抒己见。 若待他人举发而后从之，此唱彼和，流弊滋多。」「虽心实无他而迹涉朋 比。」［29］在别人走红的时候出来挡道，无異於自毁政治前程。王先谦不仅 立即被御史李端芬公开攻击，而且私下里受到大老的威胁。《葵园四种》所收 五十四封王先谦致他人的信件中，唯有这一封抹去了收信人的名字，这不会是 一个偶然。王先谦在回大老的信中驳回了所有的指责，道出了他真正不满之所 在：「近日士大夫多不读书，乃至奏牍陈词，亦皆肆口乱道。」「平生愿为读 书人，不敢貌袭名士；愿为正人，不敢貌袭道学；愿为建言之人，不敢貌袭直 谏。」「独立孤行，不求闻誉。」［30］这种时候能挺住说这种话，在晚清恐 怕只有湖南人。在他之前，有他的朋友周寿昌和郭嵩焘；在他之后，有他的敌 人谭嗣同。这不会是偶然吧？ 为什么王先谦要把「读书人」与「名士」，「正人」与「道学」以及「建 言之人」与「直谏」对举？如果我们不太严格地区分中世纪与现代「学者」概 念的差異的话，王先谦心目中的「读书人」应该指的是真正有兴趣做做传统学 问的士大夫。而做学问就不能凭花架子，不能假正经，不能随风倒，这是学问 家的基本操守，也是做官应守的准则。王先谦说来说去，是想说无论政界还是 学林，需要打假！ 在这光绪第五年，由翰詹讲官们歆动的清流思潮之间，夹杂着王先谦这样 的不和谐声音。儘管势单力薄，但却不间断地发出。他不赞成清流一面倒的主 战［31］声，倒是建议不妨从军事层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如果清流党不 被局限在名士「俱乐部」的狭隘范畴，我们就应该承认清流的声音不仅仅是大 合唱。问题是名士的大合唱容不得杂音，以真学问家自视的王先谦只有选择退 隐，一如他的朋友周寿昌和郭嵩焘的选择。［32］从此后沿着曾国藩和陈醴所 倡导的融合汉宋学的路子走，踏踏实实地从整理前贤成果做起。《续古文辞类 纂》和《皇清经解续编》便是这样的著作。在甲午之前，王先谦满足於做一个 守成的学问家。甲午之后，他又寻着别人开闢的西学新方向，静静地守着葵园 破屋，写起了《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和《五洲地理图誌略》。同光学 问家和名士的区别，於此见得一斑。 小小琉璃厂，折射出的是士风和学风的相关度。士风日下，是否连带着学 风日下？抑或学风恶劣加深士风恶劣？由清流名士怂恿出的同光金石热，正表 征出真学问的衰落。在「学」与「术」不分並且官人与学人兼於一身的中世纪 ［33］，这种恶性互相作用一再重复出现。当甲午后西学开始走红，不少人就 立即扔下张之洞的书目，操起梁启超的书单扎进琉璃厂，一如既往地追赶新一 轮的时髦。其结果呢？王先谦的同乡兼弟子，版本学家叶德辉走进琉璃厂书 铺，竟发出「今日藏书之人，即昔日焚书之人」［34］之愤言。读至此处，我 不觉得恍若隔世。
註： 1，讨论奏折的彚编可参阅《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但私人日记的记载 更能反映士大夫普遍的心态和想法。如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一：「同文 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 远略，诱佳弟子拜異类为师。』」页519。中华书局1993年版。在专制体制下， 谣言传播的不一定不是民意。 2，陈醴弟子桂文灿也是同光年间潘祖荫的座上客，他在光绪年间完成的学 案式学术史《经学博採录》记录了乾嘉道咸四朝学术，却偏偏略过了同光。这 是否意味着同光无学术可述呢？参见《经学博採录》，香港龙门书店1969年 版。 3，缪荃孙《艺风老人自订年谱》，页1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 刊》，台湾文海版。以下简称「文海版」。 4，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页282。中华书局1982年版。 5，参阅《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潘祖年《潘祖荫年谱》，页33。文海版。 7，同治十二年(1873)，潘祖荫得了一件宝贝「齐鎛」，请其同乡吴大瀓绘 图並释文。在致吴的信中称「此器不可吾弟之文耳。」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 谱》，页44。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版。吴是一位真正的金石学家，可惜太少。 更多的如张之洞，感时髦而已。 8，云间颠公《纪京城书肆之沿革》。见孙殿起辑《琉璃厂小誌》，页34。 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 9，参阅叶祖浮《燕都旧事》，页55-56。88-94。中国书店1998年版。 10，瞿蜕园《北游录话》，前引孙殿起书，页13-14。 1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页706-707。709-710。中华书局1958 年版。 12，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前引孙殿起书，页117-118。 13，李鸿藻没有得到史学家的足够重视。他与清流党的关係象谜一样难 解，並无大功，死后竟得谥「文正」。陈康祺已注意到这点。参见《郎潜纪 闻》中华书局1984年版。另据邓之诚先生的说法，军机处「领班总揽一切，末 一位军机，往往为领班亲信。恭亲王为领班时，暗中操纵一切者，李鸿藻 也。」参见王钟翰《清史杂考》，页272－278。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4，这段有趣的记载，见李宗侗，刘凤翰《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 页241－253。台湾商务印书馆。 15，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页47。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这一问题 是研究清流的难点之一。我们见到的只是类似的传说，却缺乏直接证据的支 持。 16，「部曹与翰林官皆无薪俸，只有禄米。」高伯雨《听雨楼丛谈》，页 90。香港南苑书屋1964年版。何刚德在京任职十九年，按他的经历，京官薪俸 发放制度是有变化的。「余初到部时，京官俸银尚是六折发给，六品一年春秋 两季应六十两。六六三十六，七除八扣，仅有三十二两。后数年，改作全俸， 却有六十金。」何刚德《春明梦录》下，页49。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17，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页3。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18，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一，清朝史料卷上，241。台湾中华书 局1959年版。 19，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78-79。中华书局1981年版。 20，李慈铭还以好骂人闻名京师，但他从来不骂潘祖荫，翁同龢和王先 谦。原因少不了「吃人家的嘴软」一条。 21，何刚德《春明梦录》上，页18。 22，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页7，23。据陈宝琛讲，「自俄事起，公及 张幼樵侍讲与余三人。累疏陈言，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侍讲下笔最速。三 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讲属章，或两公属草而余具奏，或余未便再言而属 草由两公具奏。」引文中「公」指张之洞。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23，前引朱寿朋书，一，总页741-749。 24，「吴可读的故事」可参阅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一书，页211－ 223。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5，陈宝琛《沧趣楼诗集》，页257。文海版。 26，张为张佩纶，宝为宝廷，何为何金寿，黄为黄体芳。其中何金寿也不 是讲官，而是御史，光绪三年(1877)因弹劾爆得大名。陈宝琛记忆有误。 27，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转引自金梁辑《近世人物誌》，页119。文海 版。 28，前引朱寿朋书，一，总页765-766。 29，前引朱寿朋书，一，总页773-774。 30，王先谦《葵园四种》，页846-850。岳麓书社1986年版。 31，清流党的主战说，源於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这是中世纪处理与少数 民族关係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无条件的「战」，纔能保持「政治正确」。这 点当年就由郭嵩焘指出並痛加驳斥。 32，王先谦退出政界，还有个人私生活不幸的一面。但清流兴起时得罪了 人，不会是次要原因。随后就有人造谣言，说他贿赂李莲英，得了江苏学政。 卸任后又担心「人知」，纔反戈一击，参李一本。参见易宗夔《新世说》卷 四，页35。 33，「中世纪」，「学」与「术」等概念得自於朱维铮先生。参见《走出 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4，叶德辉《书林清话》，页262。中华书局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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