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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可说是一个革命与意识形态的时代。先是反满革命， 清廷倾覆，民国肇造，政权入於项城袁氏之手。国民党於是有「二次革命」， 旋即失败。袁氏踌躇满志，欲以帝制自雄，遭致国人反对，不久病死。北洋系 群龙无首，一再分裂，连年混战。孙文则据广州，倡「国民革命」，联俄容 共，蒋中正继之，终至击败北洋，於民国十六年迁都南京，与其先前盟友共产 党決裂，实行所谓训政，成党治之局。共产党则依赖苏联主导的第三国际，在 江西建立所谓苏维埃政权（不知当时赣省农民对此洋名作何理解？），发动 「土地革命」。内战再起，持续十年。倭寇大举入侵，国命危如累卵。国、共 二党迫於形势，暂时合作，共御外侮，然而各有打算，貌合神离，摩擦不断。 日本投降，不一年而双方又兵戎相见。共产党外有苏联之援，内得宣传与组织 之力，终於战胜国民党，定都北京，放棄「民国」国号，代之以「人民共和 国」之称，集中一切权力与社会资源，以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原先名为 「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结合，真乃辩证法之妙用）。四十年 间，号令三嬗，变化亦云速矣。共产党甫得天下，不遑宁处，立即投入不断的 革命运动之中：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农业集体化、工 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等等，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至所谓文化大革命而臻於极。这百年间天翻地覆的革命进程，第一个 「果实」，便是有形（制度）及无形（意识形态）专政的不断加强与人民自由 的不断丧失；第二个「果实」，则是大量的冤魂厉鬼，为数当不下五、六千 万，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莫之与京」。呜呼！革命之功伟矣。 此一革命狂澜，发轫则在义和拳之乱。百年以前的庚子（1900年），拳民 在清廷默许之下，横行京、津、豫、晋一带，「扶清灭洋」，焚教堂，杀教 士，拆铁路，断电线。列强徵兵自卫，清廷遂向各国宣战。英。俄、德、日等 八国组成联军，长驱直入，京师陷落，那拉後挟光绪帝奔西安。次年辛丑，和 约签定。一齣闹剧，以巨额赔款与丧权辱国收场。清廷此役中的举措乖张与外 强中乾，彻底暴露了传统政治的弊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从此丕变，排外 之风顿息，崇洋之习则与日而俱增，革命形势至此成熟。在此之前多年，孙文 即已谋革命，然而响应者多为会党及海外华侨。革命思想之深入国内读书人心 中，则在庚子、辛丑以后。 庚子拳乱，表面看来，是因民、教冲突而起。（近世基督新教之入中国， 挟著炮舰的武力与鸦片贸易的财力，自始即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初期入教华 人，多为社会边缘成分，无赖、地痞之流，在洋教士前百般恭顺，对於同胞则 欺诈压迫，多行不义。而中国北方，向来有好勇斗狠、结社习武的风气。民、 教冲突於是不可避免，终至酿成义和团灭洋教之举。）然而深入一层看，可说 是中国社会对强加於自身的现代化的最后反抗。自此以后，传统势力日益衰 替，现代化趋向佔了绝对的上风。 庚子事变，肇端於戊戌维新中的政争；而戊戌维新，则导源於中日甲午之 战。甲午惨败，创钜痛深，危机感弥漫於知识阶层，於是群趋改革之途，形成 三股潮流：一是康有为倡率的变法维新，二是袁世凯主持的北洋新政，三是孙 文领导的革命排满。三者的主张虽大有不同，却都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化趋势。 所谓现代化或近代化，即是力图适应世界情势，改革神州旧法，亦即仿效西 方，步上工业化之路。现代化与西化或工业化，大体上可以等同。三股潮流同 異交错。康、袁二人所欲效法者，是德国与日本的现代化，亦即君主立宪、国 家集权。当时的孙文所祈嚮的，则是民主政体、地方分治的美国式现代化。康 与孙，一主保皇，一倡革命，然而同有理想主义色彩，都主张彻底改造中国社 会，有迫不及待之意（康氏所谓速变全变），至於社会是否能接受，似未暇多 虑。袁氏则是现实主义型实干家，以增强实力为要务，不尚空谈（与后来的邓 小平颇有几分相似），辛丑以后，主持北洋，为新政的领袖，在内政、军事、 工业各方面成绩颇有可观。若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段历史实不可抹杀。 清廷虽迫於形势，推行改革措施（光绪三十一年的废科举，乃是中国文化 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然而缺乏诚意，不能得士心。宣统年间的亲贵揽权，更 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促使了清朝的灭亡。其时能为全国重心、且能顺应世界现 代化趋势者，只有北洋系。辛亥秋，武昌新军革命，而后南北和谈，清帝退 位，孙文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政权归於袁世凯。此乃大势所趋，不得不 然，绝非如国民党宣传所谓孙文的大公无私，亦非如共产党宣传所谓资产阶级 革命的不彻底性。欲明历史真相，必须破除神话宣传与意识形态的障眼法。 民国初年，在北京政府治下，内政革新与工业化自有其成绩。然而因内在 与外在的原因（如人口过多，资金缺乏，能源产地交通不便，海关为外人控制 等），工业化的速度毕竟不快。更严重的问题，则是发展的不平衡与内地民生 的恶化。鸦片战争以后，互市大开，财富日益集中於沿海通商口岸，内地的萧 条，则日甚一日。中国人口早已过剩，社会上本多无业游民与江湖棍徒。太平 军之乱，汪士铎滞留南京，身历目睹革命的惨酷，深感作乱的温床，正是大量 的游民与光棍。（见其《乙丙日记》）尔后历次革命，其实都是激进的知识分 子与江湖棍徒结合所成之果。孙文结合会党，蒋中正利用青帮，毛泽东、彭湃 在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更是以农村中各式光棍为主力。（孙、蒋、毛 诸人，都是读过书的社会边缘人物。）乱源不塞，乱象不止。欲塞乱源，必须 平衡经济发展，改善内地民生。而民初的北京政府与其后的南京政府，对此均 未有足够的注意。现代化的失衡、游民与棍徒的日增、部分知识分子的日趋激 进，三者相荡相激而不止。中国历史上最大棍徒毛泽东，把握了这一社会的脈 动，利用西方文化中最激进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最严密的组织形式 （列宁式共产党），终於夺得了江山，成为中国过去百年中第一号呼风唤雨的 人物。 中国社会之多游民，多江湖上人，足见其不是封建。所谓封建社会（如中 世纪的欧洲与近代以前的日本），指的是层次分明、上下相维的等级社会。在 这样的社会内，封君与民近，指臂相使，秩序井然；而人民则限制於固定格局 之内，不得自由。中国自秦、汉以来，早已不再是封建，而是一个经济上放 任、各阶层之间可自由流动的士农工商社会。传统中国，並不是现代意义的国 家，而是「天下」。大大小小的地域社会，相安於一个共同世界之内；此即中 国人的「天下」。高踞於社会之上的是皇帝，尊严无比，然而与社会极为隔绝 （俗语所谓「天高皇帝远」），实际影响力甚小（皇帝确是「专制」，但只能 在其影响力所及范围之内专制，对於整个社会，则是欲专制而无由）。全国性 的统治阶级，厥惟官僚，而官僚人数有限，与社会亦颇隔绝。国家的统治，实 际上只能到县一级；秦、汉以降，直至1949年，都是如此。传统的中国，乃是 无数自治社会的集合体；国家的职责，则是保障这一集合体大致上的和平与安 宁。此即所谓大一统。大者，「有容乃大」之「大」；一统须「大」，亦即一 统须包容，不容不能成其大。所以传统的中国，可以说是一国多制，国家只求 在极小范围内统一（最主要的一点，是「天无二日」，亦即不许公然称尊）， 其余则听任各地方自行其是，社会与国家不相涉（〈击壤歌〉所谓「帝力於我 何有哉」，郑板桥诗所谓「官租完了离城郭」，正是对此的写照）。在大体和 平安定的共同世界之内，人人各遂其私，便是天下之大公。历代政治家所以 「纲维天下」者，其实不过如此。这就是「无为」，乃为治的极致。 十八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嚮往的，正是这样一种国家不干涉社会生 活、让人民自谋福利的境界。自由派经济学鼻祖亚当 斯密倡导放任主义，以 法文名曰laissez-faire。斯密提出此一原则，乃受重农派经济学家魁内 （Francois Quesnay）的濬发。而魁内的思想，则得自另一法国人波瓦伏尔 （Pierre Poivre）的启迪。1740至1758年间，波氏广泛遊历中国各地，返国后 向欧洲介绍中国思想。Laissez-faire一词，正是波氏用以翻译「无为」二字 者。（见英国学者J. J. Clarke 近著《来自东方的启蒙：亚洲与西方的思想邂 逅》[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p.50）中世欧洲，厉行封 建制度，农工商各业，不得自由发展。工业革命既起，束缚之感愈甚。放任无 为思想正适合当时需要，因此大有功於欧西的现代化。 反观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放任主义的。国家只求苟 安，不图进取。一切改良与进步，皆出於社会的自动自为。国家若是越俎代 庖，必定偾事。西力东侵以前，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远在周边地区之上，无 须与他族争胜。近代与西方接触，纔觉我不如人。鸦片战争以后，接二连三对 外失败。有识之士深感若不急起直追，不足以图存，现代化刻不容缓。然而中 国苟且因循已久，而且幅员太大，人口太多，广大内地，更难在短时间内感受 到非现代化不可的压力。若仍採用传统的无为政策，让社会自谋进步，则功成 无期，国亡有日。於是现代化不得不由国家主动。洋务运动中的新式工业，多 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原因即在於此。 然而中国原有的国家体制，乃是为天下一统，而不是列国並争所设计，实 在是不适宜於大有为（亦不适宜於专制压迫，所谓「封建专制」云云，都是受 意识形态障蔽的无知妄说）。於是增强国家的功能与权力，便成为现代化的需 要。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固然是出於个人野心，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仍是建 立现代国家努力的一部分。不过袁氏奉为楷模的现代国家，不是英、美，而是 德、日。他要当的皇帝，不是汉高、明太，而是威廉、睦仁。帝制失败，北洋 系分崩离析，成一政客争权、军阀混战之局，国家权力更为削弱。 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与日本均图变法自强，建设现代国家。日本自明治维 新以后，进展甚速。中国的现代化，虽不可说绝对不成功，但与东邻相较，显 然是瞠乎其后。不明事理或势利眼者，便以为国民性有优劣（如被捧为近世圣 人的绍兴周某即为一例）。但是这类自命先知先觉而其实茅塞其心的人物，忘 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中国远较日本为大，无论就地域或人口而言，相 差何止十倍。变小较变大为易，应当是常识。就社会的複杂性而言，日本亦远 不能与中国相比。其次，近世以前的日本，尚在封建之世，虽处於分裂状态， 但社会的凝聚力远过於中国。而且日本还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皇室，乃抟合 各藩的最佳机构，统一自较易。一旦统一，上下相维，成功自然较速。中国的 社会，久已是一盘散沙，抟聚不易。湘、淮军平洪、杨之后，汉人地方势力兴 起，清廷政治上已不再能如昔日之中央集权，外重内轻局面逐渐形成。满洲统 治者一方面对汉人新兴势力猜忌防制，另一方面自身日趋腐化（握晚清政柄五 十年的那拉後即为腐化的典型），领导新政的核心力量不易形成。於是虽有 同、光时期的自强运动，终於无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度长絜大。 袁氏殁后，北洋系段琪瑞、吴佩孚等人仍有武力统一之举。吴氏功败垂 成，尤令当时不少人扼腕。（吴氏骨气之硬、操守之廉、爱国心之强，在民国 以来政治人物中实罕见其匹。中、日战起，吴氏大义凛然，抗拒日寇诱降，卒 以身殉。重庆、延安双方皆大加表彰。）统一固须武力，而徒恃武力不为功。 北洋内部的纷争，因武力统一政策而更不易弥合，与南方的分歧亦更难消除。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世界，已进入了一个革命与意识形态的时代。受此时代 潮流的鼓盪，新文化运动兴起，青年知识分子日趋激进。在此形势下，北洋人 物愈显落伍与反动，不论吴佩孚如何清廉，且一度颇得舆论界的好评，又如何 能集合全国英彦，形成为建设新国家的核心？ 孙文领导的国民党於是奋起而代之。孙文先据广州，与南方的政客、军阀 纵横离合，卒未有成。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共产党专政。孙文恍然有悟， 知俄国共党之所以成功，得力於（一）有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二）有严密 的党组织，（三）党组织控制军队。於是依样做去，宣传所谓三民主义、孙文 学说（究其实，不过是西方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的混合杂凑品） ，改组国民党，设立黄埔军官学校以建立党军，军中则设置党代表以宣传主 义，外结苏联，内合中共，准备所谓北伐。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免遗憾。 其后继者乘北洋派内鬨，终於革命功成，统一南北，迁都金陵，国旗、国歌均 行改易，党治行於全国。孙文以提倡「民国」始，以建立「党国」终，真是历 史的弔诡。 不仅此时的中华民国实已改朝换代（故章炳麟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号） ，改组后的国民党，亦已与前迥異。国民党本有二大系，一为以黄兴为代表的 新军，一为以陈其美为代表的会党。辛亥革命，新军之力居多，孙文则倾向於 会党。南京政府成立，陈其美系掌握了「党国」，新军系遂日遭排挤，革命功 劳亦大半被抹杀（辛亥革命的过来人陈敬第[叔通]对此深致愤慨［见其写印本 《百梅书屋诗》自注］，黄兴女婿薛君度亦对此大感不平），江湖人物则弹冠 相庆。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俨然以要人之身活跃於政、商二界，更是「党 国」的一大特色。 在党治体制下，「革命」成了神圣名词。在此名义下，何事不可为！（孙 文在广州发行纸币，云可兑换银元，流通之后则不准兑换。百姓怨咨。文则 曰：「革命的货币是不能兑换的。」当时广东商会曾有揭帖，指责革命军政府 的乖张暴戾行为。）而一为「反革命」，则罪不可赦。人民的自由，远较清末 民初为少。革命愈进，专制愈烈，人民的自由亦愈少。这是百年来中国历史的 铁律。 现代的革命政权，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撑。民国既已化为党国，国民党的意 识形态便成了国家的功令。其时的国民党，已由「以俄为师」转而为以意大利 （法西斯主义）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为师，武有蓝衣社的横行，文有新生 活运动的鼓譟，表面上轰轰烈烈，颇极一时之盛。然而在党组织与意识形态两 方面，共产党都佔了上风。经孙文改组后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相似，都是以列 宁的俄国共产党为蓝本，但是一为旁支，一为嫡系。中共得俄共的真传，其组 织的严密，行事的冷酷，迥非门外学艺的国民党所能及。现代中国二大革命政 党的组织对決，国民党因先天不足，未战实已先败。 就意识形态的蛊惑力与控制力而言，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较之共产党的马克 思主义，更是逖乎后矣。现代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泛政治化，人间世的种 种，皆透过其意识形态来观照，而赋予政治的含义。马克思主义更是独出冠 时，声称人类至今的所有思想，都是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有局限性，不能 如实映照事物真相，惟独其自己是「科学」，代表人类思维的最高境界，往古 来今，宇宙界与人生界的一切，概不出其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流 弊，是科学拜物教，将科学作为膜拜的对象，此即所谓科学主义（人类一切思 想活动，皆有其适用范围与限度，科学亦非例外。科学主义之弊，正在於越出 科学的界限，侵入其他领域；而其所谓科学，亦只是一些教条，从未经过批判 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既自命代表科学真理，又有独断的宗教性（上天下地， 唯我独尊，与西方的一神教极为相似）；既有道德诉求（所谓解放全人类）， 又绝不宽容（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论当初如何「进步」，在现今无产 阶级当令的时代，说到底，都是革命的绊脚石）。在民生凋敝、外族侵陵的近 世中国，这样一个既否定旧有的一切、又自信代表未来万世的革命意识形态， 对於激进知识分子，自然是大有吸引力了。 国民党政府治下，中国的现代化其实颇有进展。尤其是1931至1937年间， 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可说是一片繁荣（西方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 时代）。然而时间短促（日本大举入侵，东南财富之区悉入敌手），发展极不 平衡，内地民生问题远未解決，加上当时山河破碎（东北陷於倭人之手，内 蒙、华北亦岌岌可危），士气偾张，革命作乱，在文武两方面都不愁招募无 人。共产党对此加以充分的利用，所以能屡败屡战，游刃有余，与国民党的优 势兵力周旋十年之久。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有国际与国内派之分，一以王明为首，一以毛泽东为 首。国际派恪守马列主义教条，对於党组织与意识形态的一套，固然是得心应 手，然而不明白在中国而言革命，非发动江湖棍徒不办。历来的革命造反，必 得有所谓江湖豪傑参加，方能成气候（所谓历史上的农民大起义，乃是惑於意 识形态宣传的现代历史学家的发明。中国交通不便，农民分散各处，又无全国 性的组织，试问如何能发动大规模的造反？）。毛泽东深解其中三昧，既能凭 借革命的意识形态与党组织，又能利用江湖棍徒以发动群众，运用之妙，可谓 出神入化。毛氏之所以成为新朝的太祖高皇帝，岂偶然哉！（然而凡事都是因 缘和合而成，若无外在机缘，共产革命还是不会成功。这机缘便是日本的全面 侵华。1961年，毛氏接见日本人，公然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得感谢日本军国 主义者的侵略；是为明证。） 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可说是充满了弔诡。共产党之取得中国大陆政权，即 是一大弔诡。中共的壮大，意识形态居功至伟，然而其终得天下，则是背离了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中共的骨干，一为激进知识分子，一为江湖棍徒 （毛氏一身二任，自是当然领袖），与所谓无产阶级渺不相涉。工农群众，则 是被动捲入。「无产阶级革命」云云，神话而已。马克思主义是否「放诸四海 而皆准」，实不待辨而明。凡意识形态，其信奉者必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犹 如一神教，必以为自己所奉之神乃唯一真神，禁锢思想，虐杀異教，即由之而 起）。然而事实上，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内形成，不得不受时、 地的限制，合於此者未必合於彼。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若要成功，必作修正。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正因大加修正之故，足证其決非「放诸四海而皆 准」；然而其革命意识形态的性格，決定其必带宗教性，非坚持「放诸四海而 皆准」不可。两难局面於是形成。中共党内所谓左与右、教条与修正、务虚与 务实之争，都是此一两难局面的表现。 凡革命意识形态，必有乌托邦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基於两个概 念，即前进与历史归宿：人类脱离草昧之后，由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资本主 义社会，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至此无可再进，是为人类的归宿。共产党则是 此一「规律」的先知，其任务是发动革命，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共产党取 得中国政权，「继续革命」，以国家权力摧毁原有社会有形无形的一切，直到 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而后止。革命意识形态当道，此乃必至之 数。 从破产边缘步入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则是唾棄了意识形态、以务实为归 的结果。所谓改革开放，说穿了，正是返回百余年前李鸿章开启的洋务或自强 运动之旧（邓小平所谓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确为至理，不过这也正是当 年自强运动的宗旨）。数十年的「折腾」，几千万的人命代价，究为何事？ 自康有为的「速变全变」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其背后的 理据，正是非彻底改造原有社会，不足以言现代化。而今日改革开放之际经济 发展的最大动力，恰恰不在主导彻底改革社会的国家，而在屡被革命、历劫余 生的民间社会。此乃百年中国的最大弔诡。其中机括，有待后来史家的辨析 了。
后记：茫茫禹域，鼎鼎百年，穷乏之困、兵燹之惨、焚坑之烈、束缚之苦，可以 悽怆伤心者多矣。固天运之有数，抑人谋之不臧？然人定胜天，剥极终复，昇 平富足之境，或不致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者乎。 岁次己卯十月廿四日识於星洲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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