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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可以说是各种经济政策大突破的一年，为下一个世纪经济政策的走 向打下了伏笔。但由于政策的滞后作用，反映都还是比较平静的，这些改变要 在今后几年中才能体现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1999年6月10日起实施从96年开始经济调整以来的第七次降息。99年虽然降 息只有一次，但是利息税的开征对于普通百姓来讲无异于第八次降息。 还有两项不为普通人注意的是，超额准备金的利息降低，和从11月21日 起，将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此举将增加金融机构可用资 金近2000亿元人民币。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定是1984年后建立起来的。1998年3 月，中国改革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的13%下调到8%。 前六次分别是：1996年5月1日，1996年8月23日，1997年10月23日，1998年 3月25日，1998年7月1日，1998年12月7日。其中，96年、97年都申明不代表放 松银根。98年降息最为密集，共3次。调节货币供应量提了出来，后两次更是提 出为了确保增长8%的目标。99年这一次，明确提出了促进居民消费，改善商业 银行效益，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等目标。利息税的征收更是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 收入。 由此可见，自98年以来，特别是99年，政府为了阻止经济下滑，几乎动用 了所有可采用的货币政策。与这些相配合的还有增发国债财的政策。从98年开 始，增发国债也是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 98年下半年，中国政府为了扩大内需，刺激投资，增发国债1000亿元，集 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鉴于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日渐减少， 政府99年上半年决定再增发六600亿元国债。99年共发行国债4015.03亿元，比 1998年增加207亿元。 这些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也许是政策对经济的滞后作 用，也许这并不是经济问题的主要矛盾，我更赞同中国经济问题的结症在于分 配不公的提法。 未来刺激经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并非完全没有空间，但余地已经不是很大 了。在2000年，增发国债已成定局，权威人士已经指出，现在的财政赤字和国 债规模仍控制在警戒线之内。这方面还有空间。降息也同样有可能，毕竟现在 的利率还没有到降无可降的地步。人民币小幅贬值也是明年可能采取的政策之 一。2000年将是关键的一年，人们寄希望于在2000年政策可以发挥出效果。
二，债转股 今年经济生活中的另一件大事是“债转股”开始启动。如果转的好，能够 较大程度地解决目前银行规模巨大的不良资产存量，为国有企业脱困，解开三 角债，争取银行和企业双活。如果转的不好，就只是让使帐面上更好看一些的 数字游戏，这还算是比较好的假设。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将债转股看成“最后的 晚餐”了。搞不好就会把经营者的责任转嫁给国家。由地方政府干预形成的债 务，由企业经营者经营不善或银行信贷员放贷失误造成的债务，如果责任得不 到追究，一转了之，就会助长赖帐经济的蔓延，也会变成对很多腐败分子网开 一面的手段。 债转股成功与否的关键，还是要看这些股权能否顺利出售。资产管理公司 只是暂时持有这些股权，最终资产管理公司或将它证券化，或拿到证券市场出 售或拍卖，也就是说必须逐步消化掉。从根本上来讲，还是需要企业经营状况 的根本改观。否则，即便将股权高价出售，也只是银行的不良资产转变成老百 姓手中的不良股票，随着股市泡沫的消失，用居民储蓄去填了腐败分子造成的 债务无底洞。当然，这是最坏的假设。99年债转股才是刚开了个头，明年这一 进程将会明显加快，一切只能拭目以待。 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的股市。未来几年中，股市不但要承担消化债转股的 重任，还要承受国有股和法人股上市流通的压力。这是中国股市的一个最大悬 念，一直以来被看成股市最大的利空。这个悬念终于被留到了下个世纪。如何 才能将这个最大利空化解，甚至变成利好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今年的股 市作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先是没有任何先兆也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一路飙 升，接着是各个媒体“股市带动内需”的空前炒做。97年在同样的点位，朱熔 基曾出面提醒大家注意股市风险，99年却是带头发表评论员文章，为股市加油 呐喊。虽然由于股市扩容和对新股的追捧，同样的点位，很多老股的价格已经 低了许多。但是，暴涨之后的一路下跌，和许多新股民的被套，在人们的心里 蒙上了一层阴影，对媒体的信任程度也受到很大影响。 股市行情年年会有，明年股市将如何走？还有多少居民储蓄能流入股市？ 能否承受国有股和法人股上市流通的压力？能否承担最终消化债转股的重任？ 这都不容乐观。
三，四通、联想转制 四通、联想都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在产权 不明晰的状态下运行了多年。是改革开放后出现一大批戴着“红帽子”的非公 经济的典型代表。红帽子既是当时政策限制下的无奈，也是享受各种政策优 惠、拉拢各方关系、打通各种关节的保护伞。随着私有化进程的深入，这顶红 帽子终于没用了。 为了摘掉这顶红帽子，一些经济学家避开了政策，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障 碍，想出了“存量”与“增量”的思路。由公司现有员工自愿出资构筑一个新 的公司，由新公司借钱，以市价分期分批地购买原有公司的资产。这也就是分 掉一部分，构筑了一个产权清晰的新平台，形成“增量”。在新平台上运作， 用个人的出资和借钱的方式，吃掉旧平台的“存量”。就象厉以宁说的，哥哥 既然不能分，就生出一个弟弟来，弟弟兼并哥哥，把哥哥变成自己的儿子。 有了四通和联想的先例，大量这种挂着“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和公司都会 跟着行动起来，明年必将会掀起一股转制的风潮。包括大量乡镇企业也会被卷 进来。过去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它属于国家不能私有化。但是乡镇企 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一旦乡镇企业开始改制，必将深刻影响农 村经济，甚至是中国经济整体。 不论表面上看来这种方法有多么的“公平”，都会为一些人侵吞集体财产 大开了方便之门，也为灰色收入，甚至是为非法收入提供了绝好的洗钱机会。 产权不明晰的问题迟早要解决，但是，先后顺序却非常重要。在存款实名制没 有落实之前，在权力没有退出市场之前，大量的非法收入将利用转制的机会， 以出资入股和借款购买股权的形式，变成合法财产。将来再想查都十分困难 了。 99年中，“存款实名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上来。明年这个政策恐怕 依然难以出台。只要这个政策不落实，反腐败的力度就得不到有效的加强，政 府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也就形同虚设。
四，彩票、金条热销 99年中与商品市场低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彩票和金条的热销。 对于媒体出现的“彩票拉动内需”言论，一些人提出了异议。要注意彩票 对低收入者的侵害。按照西方经济学观点，政府发行彩票的做法相当于征税： 买彩票的人“纳税”，收来的“税”一部分用于发奖，一部分办公益事业。它 的最大弊病就是：违反了税种应当遵循的社会公平原则。 富人纳税的税率高，穷人纳税的税率低。通过这种原则，社会对财富进行 一次再分配。让富裕者多拿些钱来办公益事业、办教育等。而穷人少交或不交 税，同时还会得到必要的资助。这是西方国家的普遍税收原则。而很多国家的 事实都表明，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占收入的相对比例上，低收入的人们花在彩 票上的钱都远远大于中高收入的人。正因为这一原因，相当多的主流的西方经 济学家不赞同发行彩票。 那么为什么西方政府还能不断发行彩票呢？许多人认为这与他们的政治制 度有关： 以美国为例，近年来，广大收入较高的选民反对政府增加普通税收，政客 们为拉这部分人的选票，不敢轻易增加普通税，只能更多在低收入者身上打彩 票的主意。这些人一般教育水平较低，在政治舞台上呼声小，同时也不太明白 彩票是一种变相征税的道理，不会竭力反对。加上中上层本来就买彩票少，觉 得此举对自己的腰包影响不大。也不反对发行彩票，这样政客们就有了发行彩 票的绿灯。 99年底，“千禧纪念金条”掀起热销高潮，发行地点包括北京、广州、上 海、武汉等11个大中城市，继北京之后，将在其它城市推开。对此，也同样有 人提出了疑问，认为这种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由中国金币公司向全国限量发 行的“金条”，充其量是条形金饰品，与普通意义的金条完全不同。 从价格来讲，近期国际市场黄金价在每盎司28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每 克不超过75元。而“千禧金条”的销售价格却是每克104元人民币，高出国际市 场的金价30％以上。这完全按金饰品的定价方式来定价的。即“成本＋17%增值 税＋5%消费税＋利润”。 从流通来讲，黄金必须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它的增值。按照中国现行的黄金 管理体制，央行是惟一能回购黄金的单位，可央行的回购价格远比金饰品的价 格低，因为央行是按原材料价格来回购的。这种不能交易的“金条”至少在目 前显然不具有增值的意义。 从这两件经济生活中的小事，折射出了人们躁动和不安的心态，表现出人 们对经济的某种担心，也反映了人们经济观念的不成熟。这需要正确的引导， 而不是误导。
五，入世与外贸 99年中国的经济大事，肯定是非“入世”问题莫属。中美就入世问题的谈 判达成协议，不论是传统媒体上的宣传，还是网络上的争论都已经不少了。不 论赞美之词有多动听，也不能回避面临的风险；不论反对的言论有多尖锐，也 很难挡住入世的步伐。唯一能确定的是：美国要价不低，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还有欧盟等着谈判，在各国间的游说还要看效果。西雅图会议的不欢而散，增 加了中国入世的变数。 不论是真的入世还是为了争取入世作出的姿态，中国市场开放的步伐是会 加快的。虽然一再提“扩大内需”，但是，外贸和引进利用外资，在拉动经济 中所起的作用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说上半年外经贸业界还笼罩着一片 惨淡愁云的话，临近岁末寒冬，中国外经贸却仿佛洋溢着一派大好春光。加上 反走私取得成果，关税增幅不小，支持了政府的财政。市场开放肯定有利有 弊，一些行业会受益，一些行业会受到冲击。短期内，只要利弊相抵不增加就 业压力，就不会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还可以用不断开放市场等优惠 条件，包括外资参与国企改革等政策，吸引外资来解决就业问题。 从政策的趋向来看，在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的范围内，财富将加速向少数人 手中聚集，两极分化将更明显。唯一的制约因素是失业造成的社会稳定问题。 经济本身还是有回旋余地的，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或国内国际动荡， 就不会到崩溃的边缘。 89年以后，中国没有象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那样，走疾风暴雨式的变革道 路，赢得了一段值得自喜的平稳发展时期。由于权力没有退出市场，两极分化 和社会不公问题在隐性膨胀着。俄罗斯是先将国有资产存量，在法律上明确公 平地分掉，然后再通过通货膨胀等市场经济手段剥夺大多数人的财产，通过权 力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结合，实现少数人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则是正好相 反，虽然有些人是靠勤劳致富，拉开了贫富差距，但很少能形成大规模的资本 原始积累。最危险的是少数暴富阶层，他们在相当长的转型期里，通过权力与 市场的结合，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对他们来说，现在是如何将其合法 化的问题。 在国企不景气和国有资产流失的背后，是少数腐败分子的贪婪敛财。如何 用聚敛来的财富合法地购买国有资产存量。如果政策制订有漏洞，加上反腐败 力度不够，就会使这些人有可乘之机。一方面是政策漏洞创造了新的敛财机 会，另一方面是政策漏洞，使原有的非法收入以合法的面目浮出水面。这些人 是不会“顾全大局”的，不会考虑经济的发展；不会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向政府施加压力。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各种稳定因素与这些腐败分子的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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