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拙文《从院士到学部委员》（《东方文化》杂志，一九九九年六期）刊出 后，有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给我提了一些意见。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有一些地方 不够准确，有些判断有失当之处，如对于一九四八年自然科学家中的院士后来 都成了学部委员的判断（并不是所有留下来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都成了后来 的学部委员），还有对于人文组院士的具体变化等方面，有些资料使用不确 切。对于朋友们给我提出的这些意见，我是非常感激的，是他们的提醒才让我 能进一步思考。 对于院士和学部委员的制度变化，我并没有专门下过功夫，只是在看书过 程中见到过一些材料，有一点感想，就写了出来。我的着眼点并不单在院士和 学部委员制度本身，而是想通过这些制度的变化，看一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精 神。对于院士和学部委员制度的研究，我以前读过樊洪业和李真真两位先生的 文章，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于这两个制度变化的来龙去脉有很深入的研 究。 我那篇文章中说了一件事，就是在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士的选举中，郭 沫若和马寅初的当选，我据此对两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做了一些推断。有一 个朋友对我说，我的判断是不准确的，他对我说，在一九五五年的学部委员评 选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那就是陈寅恪的当选，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的提 醒，但他没有能说服我改变原来的判断。我以为陈寅恪的当选，还是不能和郭 沫若、马寅初的当选相比。因为陈寅恪并不是一个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他只 是表示过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四十年代的郭沫若和马寅初，并不单纯是学 者，还是革命者，他们本身是卷入了政治活动的人物。 陈寅恪当学部委员，是毛泽东点得头。此事最早是做过中国科学院党组书 记的张稼夫在他的回忆录《庚申忆逝》中提到的。对于学部委员的选举，他 说：“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 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的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 科学的著作。但他搞得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 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 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 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 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 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 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该书一三一页，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这个回忆，证之后来的一些材料，应该说是 准确的。在这一点上，也应当说毛泽东是有气度的，但从张稼夫的回忆中我们 仍可以感觉到那个时代对学者的基本评价标准，所以陈寅恪的当选，有一定的 特殊性。也就是说，从当时的制度和文化精神上看，陈寅恪是没有资格当选 的，是毛泽东说了话，才有了后来的结果。简单说，中央研究院院士是选出来 的，而学部委员是定出来的。我在那篇文章中还说过，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主 要人物都是学部委员，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当时的中宣部 长陆定一，本来也在名单上，是他主动放弃了。但这只是一个说法，我还没有 见到有关的文字材料。 当年郭沫若和马寅初成为院士，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投票选出来 的。现在已看到不少材料，《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郭沫若在他的提 名当中。董作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也明确说过在考古学院士人选中，他愿放 弃，而愿提郭沫若，因为“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此点，我在其它的文 章也说过。中央研究院士的选举工作主要是胡适、傅斯年和陶孟和负责的。最 近我看到傅斯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从他的信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当年中央研究 院士的选举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因为这封信不常见，抄出如下（耿云志主编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三七册，五二四页，黄山书社）：
这是一九四八年傅斯年写给胡适的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作为 人文学者，傅斯年对于自己的学科有所偏爱，对于史语所的人员也较看重，还 有因为他是北大出身，他很在意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比较，他是希望北大至少要 和清华差不多的，这些都是傅斯年的私心，这在任何选举当中都是难免的。但 傅斯年他们办事还是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气质的，如他在信中就说，他史语所 的职员是不能由他们史语所提名的，他只好请胡适以北大名义提名。中央研究 院院士的选举并非完美无缺，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清高到了不在意这样的选 举，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就说过唐兰如何想让他提名的事。但现在看来，那次的 院士选举大体上是公正的，是说得过去的，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开了一个好 头，可惜这样的传统我们没有能够继承下来，这是我在那篇不成熟的文章中想 表达的一个主要意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