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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新闻2000年1月9日】近几年来，中国大陆思想学术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 之争引人注目。双方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病症开出不同的药方，对中国未来发 展走向提出不同意见。中国不少著名学者都卷入这场民间思想界自发的争论， 他们中的多数人各执一方，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独立的思考，著书立说，试图以 理服人。然而，中国思想界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普通民众的接受水平，决定了新 左派与自由主义相比，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在刚刚过去的千年末期，国 际政治格局的变迁和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使得中国狂热的民族情绪泛起， 自由主义的立场无从表达，处境困难。 景、双方的观点和阵容。文章说，新左派中不乏思想活跃的学者，如崔之元、 甘扬，汪晖。他们最大的优势，一是大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二是 有《读书》、《天涯》等较有声望的学术杂志作为阵地。而自由主义方面则具 有人才优势，如前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政治学学者刘军宁、北京社科院的徐 友渔、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经济学家汪丁丁等人。在去年五月美国轰炸中国 驻南斯拉夫使馆引发大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上海学者萧功秦和许纪 霖也敢于“逆潮流而动”，公然亮出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此外，中国的自由 主义者还与共产党内的某些“民主派”，比如李锐等，有著“天然的亲密关 系”。 米罗西的文章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多艰。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从西方传入的自由主义思想曾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风行一时。对国民党和共产党 都感到失望的美国也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寄与厚望，将他们视为“第三条道 路”的开拓者。然而国共两党经过长期殊死的政治斗争，共产党在大陆取得绝 对胜利之后，自由主义被扫荡得一干二净。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共产党当局对 资讯的封锁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使得许多人对自由主义不是不甚了解，就是充 满偏见和恶感。 文章指出，即使是在世纪末，中国社会实行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呼吁政 治改革和法治的时候，一些经过系统的人文学科学习，用现代的和西方的理论 武装起来的青年学者仍然对自由主义充满误解。青年文学批评家王彬彬在一九 九七年第二期《天涯》上发表的《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中说，自由主义 只讲秩序，反对以革命方式改造社会，并且倾向于拥护独裁和专制。他用来证 明这一论点的事实根据，居然是胡适在中国内战中偏向国民党。 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主要发言者徐友渔立即撰文澄清这一误解。他认为王 彬彬等青年学者喜欢简单地搬弄法兰克福学派创立的新马克思主义，忽视了自 由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贯反对专制和独裁的事实。徐友渔解释说，以胡适 为代表的中国早期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了不少批评和反抗，并因此 受到极大的压制。由于共产党当政后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篡改和垄断，大陆的 普通读者无从了解这些情况。他还说，在国共对立中倾向国民党这件事上，胡 适的考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另一位自由主义学者储安平明白地指 出，对国民党而言，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共产党执政，自由就是有与无的 问题了。 米罗西认为，当今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在于对腐败根源的看 法不同。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官僚政治的腐败现象，根子在于旧的垄断性权 力结构。因此，他们强调个人自由和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而新左派则认 为，中国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从外国引进的资本主义故有的弊病与罪恶。在资 本和市场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市 场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 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自由主义者对此反驳说，这种诊断是避实就虚，转移视 线，因为当今中国的贪污腐化无一不是当权者在滥用不受制衡的权力违法乱 纪，搞权钱交易。这和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完全是两回事。恰恰相反，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正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武器。 有人说，自由主义重视政治自由，比如强调言论自由，代表了知识分子本 身的利益；而新左派重视经济民主和社会公正，替劳苦大众说话。对此，米罗 西在文章中说，这种观点要么是误解，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歪曲。他认为中国当 今自由主义者是第一批勇于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社会不公的知识分子。他们对 造成中国社会特权阶级横行，劳苦大众逆来顺受的政治思想和体制根源作出最 系统、最深入的研究。米罗西举近年在全球中文读者中广受欢迎的《中国的陷 井》一书为例，说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体制和文化的反思。朱学 勤、秦晖两位自由主义学者在该书前言中明确地阐述了他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 看法。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在坚持市场经济和开放 的同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而新左派认为搞市场经济是拥抱西方，是“资本拜 物教”。他们主张搞“制度创新”，甚至宣称要发扬文化大革命的合理因素， 对毛泽东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鞍钢宪法等陈年旧货表示出特殊的兴趣，把它 们当成防止美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法宝。 去年五月，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之后，中国大陆的反美狂潮和极端民 族主义喧嚣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自由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无从表达，就连稍俱 常识和理性的言论都受到围攻。米罗西的文章说，有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出现 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表示担忧，立即就遭到批判和声讨。新左派在被中国公众 冷落许久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次发泄的机会。甘阳在《明报》上发表文章，将 质疑北京反美大游行中出现暴力行为的知识分子称作“败类”、“奴才”，说 他们“随著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做的 就要紧跟”。 米罗西在文章最后不无忧虑地说，一九九九年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空间极 为局促狭窄。这是令人对中国的未来前途不敢乐观的因素之一。对于当代世界 格局，对于中美关系、台湾、西藏等问题，不持自由主义立场其危险后果十分 明显。很有可能中国要么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进展缓慢，要么随著国力迅速强大 而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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