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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小东先生手里接过他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的新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 国之路》（下简称《路》）时，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于民族主义，我是有 不同认识的。”孰料小东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还快：“我不怕不同意见，更欢迎 批评。” 从王小东先生的快人快语中，中国民族主义者──王小东先生从来不忌讳 别人如此称呼他，甚至在当初，他曾设想将这本书命名为《中国民族主义纲 领》──与一些标榜“世界主义”的极右翼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在学术品质上 的区别立见高下：新一代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具备了开放性与包容性特征；而当 下不少右翼自由派知识分子却正走向封闭，与自由的本质即对多元文化与价值 观的宽容背道而驰。 海外已经有不少人认为，《路》是继《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 背后》之后，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掀起第三次说“不”高潮，这种判断如果成 立,那么，《路》一书与后二者相比较而言，反映出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已经实现 了对自身的反省与超越。当初，面对美国想独家为这个世界订规制矩的企图， 一批“小平头”的青年人带头喊出了“不”，但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弥漫的浓浓 的火药味，还真不免让人对他们抱以“生猛与狭隘”的怀疑。这甚至从《中国 可以说不》一书的标题中就可见一斑：“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不要忌言 ‘准备打仗’”；“焚烧好莱坞”；“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 这个待遇”；“如果需要，还可以弄出一个萨达姆”，等等。这种“生猛与狭 隘”不仅被当时的极右翼自由派所批评，而且为新崛起的新保守主义者所诟 病，这也是我开始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者不看好的理由之所在。但在认真读过 《路》一书后，我的印象有了转变。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已 经变得相当地理性与冷静。再仔细揣磨《路》一书中反映出的思想理路，不难 看出，这种冷静与理性正是这几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真地回应了一些号称 “世界主义”者的右翼自由派的批评的结果。在《路》一书中，民族主义者们 至少在两个问题很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一是在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 的关系问题上，针对后者将民族主义与专制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民族主义者明 确提出，民族主义离不开民主，离开民主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假民族主义，而且 还可能被利用与滥用。王小东先生当面与我讲，如果说中国民族主义者有纲领 的话，正是“民族主义加民主主义”；二是在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上，针对后者对前者是义和团式的排外主义的指责，民族主义者明确指出，与 其说自己是排外，不如说自己是反对媚外。对于现代化潮流与西方的态度， “我们该学什么就要学什么”。应该说，无论是作为原生性思想，抑或是对于 “自由派”指责的反应性回应，有了这两点，“自由派”的一切指责其实都是 没有对象的，也因此，中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者证明了其自身的开放性与巨大的 包容性，使其声音愈来愈有份量。 但相比较而言，一些号称“世界主义”者的右翼自由派批评者们，在与民 族主义的较量中，却更多地自己说自己的。只要“民族主义”者一开口，这些 “世界主义”者也不去理会对方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就批对方是“义 和团式的排外主义”，批对方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威胁”。如上文所言，在改 革开放之初，中国民族主义者“第一次说‘不’”时，自由派的指责还有一些 意义；但到了今天，在中国民族主义日益趋向于王小东先生在书中所言的“正 态的民族主义”时（与金耀基先生所谓的“理性民族主义”类似），自由派对 民族主义者的作战就无异于堂诘诃德将长矛对准风车。如果再说得“狠”一 点，堂诘诃德与风车大战还有一丝末路英雄的悲壮，而我们这些自由派世界主 义者所有的便只有荒唐与可笑了。 不仅如此，在看过《路》一书后，我现在还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者与所谓 “世界主义者”的右翼自由派，在话话地位上可能将发生一种历史性变化。这 种历史性变化就是：在中国学术界曾经几近被自由主义话语所统治的时候，民 族主义者曾经长时间处于守势；而到了今天，如果中国那些号称“世界主义” 者们不积极回应《路》一书中对他们的批判与诘问，那么，下一步处于守势的 恐怕是世界主义者们，而不是此前的“民族主义者”。在此意义上，王小东先 生在书的最后以独行侠自喻，并说当新的极权主义统治世界时，“唯一起制衡 作用的将只剩下侠客一道”的说法，在我看来，是过于悲观了。 我之所以做如是判断，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中国右翼自由派世界主义主张在 学理性上的合法性正越来越受到怀疑。正如韩毓海先生曾经所暗示的［2］，如 果说当初中国急需从“左”的桎梏下解脱，自由主义者在杠着自由的大旗的同 时也杠着“世界主义”或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旗，是一种进步，也为所 有的民众所接受，那么到了今天，在中国已经被彻底整合进全球化潮流中去， 彻底整合进自由市场的潮流中去的情势下，再用这两杠旗凝聚学界人心、整合 百姓意识，就愈来愈勉为其难了。在此又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来自于知 识分子能否恪守自身的定位的考虑。因为自由派知识分子此前已然参照西方知 识分子传统，为自己定位于“对处于话语霸权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制衡与消 解”，所以，当以拒绝个性解放、抗拒世界潮流为特征的的“左”的意识在中 国占据统治地位时，自由主义者以自由市场与全球化为批判的武器，与其自身 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十分契合的；按常理，当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朝自由市场与 全球一体化方向滑行时，并且已经占据话语权力巅峰时，知识分子应该相应地 进行话语转换，由原来的对自由与效率的鼓吹，一转而为对规则以及公正的诉 求，但一部分右翼自由派世界主义者作为知识分子却不仅没有及时进行这种话 语的转换，反而将自由市场与全球化确证为一种新的永久的“主流意识形态” ，这样，难免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从自己阵营中转移过来的 ──的攻讦；另一方面是来自于普通民众。丹麦著名学者奥斯特伦．默勒就指 出［3］，因为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是国家的精英阶层，而普通民众却看不到有 什么收益，因而，在精英知识分子们鼓吹全球化的同时，“下层社会的抱怨之 声却与日俱增。人们并不一定要对精英们究竟想把船开到哪里提出疑问，但他 们要求说，应该让全体船员都知道船的航向。……所以在国家内部，具有全球 观念的少数精英人物和坚持民族主义的广大民众之间将出现冲突。”因为在民 众眼里，这些精英们是“丑陋的全球化论者”。分歧的进一步发展，“除了在 经济上出现分歧以外，在社会问题上的分歧也日益尖锐……其结果是， 在精英 阶层和非精英阶层之间划出了一条文化和心理界线，并留下无法跨越或几乎无 法跨越的鸿沟。” 其次是右翼自由派精英们这几年在实践中对本土化资源的漠视甚至“自虐 （王小东用词）”的表现也很难让人满意。正如《路》一书中大量列举的材 料，右翼自由派精英们在批判民族主义时，往往将中国本土文化、中国本土的 历史、中国本土的民众一同列入被批判对象，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以及民意 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被王小东称为“逆向种族主义”或者是“民族自 虐”的行为伤害的的确是作为中华民族族人的民众的天然的其实未经民族主义 雕琢过的情感；作为策略性失误，自由派精英们甚至在“台湾问题”、“银河 号事件”、北约轰炸我使馆等等类似事态刚发生时就贸然表态，称其实在任何 一个与民族主义完全无关系的主权国家都完全有理由愤怒的民众是“群氓”。 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右翼自由派精英们在失去人心的同时，招致来自两方面的 批评，一个是来自已经对其主流地位造成冲击之势的新保守主义者，再一个就 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当初，中国民族主义者第一次说“不”时，针对的是美 国；而《路》一书中，中国民族主义者已经直接对极右翼自由派精英们发难 了。 当然，我所讲民族主义将处于攻势，右翼自由派将处于守势，并不意味着 世界全球化进程将因此而发生逆转。其实中国民族主义者已经清醒地看到这一 点。奥斯特伦．默勒所也承认，“由于精英们仍在鸣锣开道，所以世界仍在向 全球化进军。”但这样的局面恰进一步证明了民族主义有其存在的价值。1999 年11月，当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因来自世界各地新左派的反对无果而终时，以 《历史的终结和最後一人》一书扬名於世的弗兰西斯．福山，终于认识到他对 于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的看法过于乐观［4］。这也反证了民族主义作为新左派的 一员，对于霸权主宰下世界主义的僭妄的确构成了一种纠偏与制衡，同时，也 宣告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文化的多元化的现实价值也因此而得到 体现。 回过头来，我想说说文章开头我所称的对于民族主义的“不同理解”。其 实我所言的“不同理解”，说成是两点担心更合适。在此提出来，与王小东先 生商榷。 我的第一点担心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思潮，能否严格地被中 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者框定在理性的河床之内， 也不至于让其泛滥成灾。现代意 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是在中西接触，或严格地说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 后才发展起来的”［5］。这种民族主义相对于族人对本民族的天然的认同感来 说，是一种“反应性民族主义”。所以，我曾经说过，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是 孪生兄弟，或者说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有帝国主义，就有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 主义。这一方面证明民族主义作为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改变世 界的最大动力有其合法性（顺便提一句，很可惜我们一些右翼自由派世界主义 者竟然连这一点都看不到或不承认），但另一方面也为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走 到另一个极端即无原则性地反西方文化、排斥现代化潮流埋下了伏笔。包括为 史家所诟病的义和团运动，始作俑者其实想的是反帝国主义侵略，但后来的发 展已经由不得某个人的主观意志，终于酿成了极端排外的悲剧。所以，我提醒 王小东先生，尽管你所提倡的是理性的或正态的民族主义，但能否保证这种民 族主义一旦从知识分子层面转向民间，不会蜕变成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现在已 经有些苗头：象小东等这些民族主义者精心构建的《路》这样的理性的纲领性 著作，到了民间，就成了世俗化的一个“不”字；而中国民族主义的全部纲 领，又岂是一个否定性、消解性而非建构性的“不”字所能涵摄得了的？ 我的第二点担心是，民族主义历史上曾经常与政治斗争合流，所以曾被权 力阶层所滥用；到了今天，中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者能否保证其被利用得恰到好 处？许纪霖、陈达凯曾指出过［6］，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已“成为凝聚人心、 整合意识形态的象征。谁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 精神制高点，掌握了统治中国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资源……”也就是说，民族主 义的确一直被权力阶层作为动员民众的一种极有效手段。所以，政治的肮脏与 残酷的一面有时难免会玷污被其利用的民族主义。这就要求中国新一代民族主 义知识分子主动采取一种边缘化姿态，与政治保持适度的距离。而要做到这一 点，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是难之又难的。
注： ［1］我的专业是经济思想史。对于民族主义曾抱以关注，却不能说有研 究。但既然不少前辈经济学家都在“跑马占地”，大搞“经济学帝国主义”， 我也不妨试一把。不过，为说明自己不过是在“门外谈禅”，思考很久后，我 将标题定为“也说民族主义”； ［2］参见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载《天涯》1998年第5 期。韩毓海先生在文中勾勒出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如何一步步走向右翼的发展线 索。韩认为，中国右翼自由主义者代表的是改革中崛起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 益； ［3］《全球化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原文载于美国《未来学家》1999年 3月号；译文参见新华社《参考资料》1999年5月27日； ［4］转引自《福山：左派应该拥抱全球化》，载《中国时报》（台湾） 1999年12月3日。福山认为，左派以“全球化将压缩穷国和西方国家劳工工资、 允许跨国公司对穷国的剥削”为由反对西雅图会议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全球化 “作为当今世界最前卫的力量”，左派应该拥抱才是。我在看来，这其实是福 山终于对其“历史终结论”终于抱以不自信的表现； ［5］金耀基《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载《明报》1992年11月 号； ［6］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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