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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张先生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文章，基本上同意他的一个看法：中国人如 果从明朝就把航海事业贯彻下去，是不会落到挨打百年的地步的。 然而对于这不能贯彻到底，原因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时的决策失误，而是有 整个文化上的深刻根源。 阵”，郑和也确实有可能赢。——实际上郑和本来就是打仗起家（虽然他是个 太监），带兵二万多人，在南下西进的途中也曾经攻下一些国家不服从的“土 人”，甚至把他们的头领弄到北京。 观念呢？郑和的航海观念是落后的。《明史》是清朝人修的，它清楚记载 着：一开始，朱棣要郑和下西洋，是怀疑他的侄儿（建文帝允炆,张文中全部误 为三点水的“汶”了）有可能逃到海外去，派郑和追踪、捉拿；第二，要“耀 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海外阅兵）。这种纯粹的“政治性”使得郑和的航行 并无起多少经济作用。以天朝自居，自然不想学人家，这个观念是根本问题， 到了挨打以后才肯承认，还要面子，“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为用”…… 中国派的使者给外国人“赏赐”，要的是别人服从、进贡。这种纯粹的 “影响外交”，其文化根源之深，直到今天我们还不难看见其翻版更新。后来 的皇帝因为拿不出钱了，就“罢宝船弊政”，骨子里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角度看，当年《河觞》一类思潮所说中国文化的封闭特点，在郑 和身上也表现出来。郑和基本是个听话、安份的臣子。他要的是别人“臣服” ，不服的，他要打、捉、杀、羞辱；他的任务完成以后，基本上就没有更多的 思想。张先生看过的剧里，有见地、爱航海，满怀抱负的郑和，不过是一些后 代文人的臆造。郑和的最后一次航行，甚至还是非常不情愿的，起因是皇帝觉 得那几年来进贡的人少了，又叫郑和催他们一下而已。那什么表，完全是文人 代笔的官样文章，我在当地读过的，绝对不是改革派要开放一类，扯不上。 “郑和死谏要求再次出海”是后人所设想，其时他人老力竭，死在归途。 另外，张先生的文章里强调成祖朱棣和其他几个皇帝的方针有差别也是没 有根据的。朱棣作为朱元璋儿子中最强悍者，夺取皇位是其权力斗争的胜利， 但并无“路线差别”。过去有人奉命搞“儒法斗争”，好象真有主张对外开放 的皇帝；其实，就有，也绝对轮不到朱棣。 另外，张先生说朱元璋“找了个罪名当借口，把最强干的朱棣远远发落” ，恐怕也是小说家言。朱棣是洪武三年被封燕王的，十三年之藩北平。那时 候，燕王还年青，朱元璋也一向倚重他。北方的军事行动一直是由燕王负责 的。当然他也知道孙子可能对付不了这些叔父，可也并无剪除、限制的实际措 施，“手心手背都是肉”。顺便说一下，建文帝的被立为“太孙”，是燕王到 了北平12年之后的事。当初封燕王在北平，是要他对付北方的敌人。 张先生说：“惠帝朱允汶当政，一切都按太祖朱元璋的既定方针办事。四 年后，朱棣发难，取代了惠帝朱允汶，登基当了成祖。朱棣一上台就改变了朱 元璋的平党内斗和闭门锁国的方针，转而实行富国强兵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其代表就是打开海禁，鼓励私商，责令郑和组织了庞大的下西洋活动” 这段话很有些问题的。第一，建文帝并不是按既定方针办事，而是一心急 着要削弱他那些叔叔的势力。以至于自己的实力未丰的时候，不得不面临摊 牌；第二，朱棣是当年就发难了，而不是四年后；第三，“登基当了成祖”这 说得不对，“成祖”是庙号，在嘉靖年间才定的（至于“惠帝”的名号虽然是 更迟的清朝人给的，说“惠帝”如何如何还是正确的）；第四，“打开海禁 ……”有什么根据？明政府禁阻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亦称“洋禁” ，始于明初。在明一代虽时张时弛，但直至明末,未曾撤销。永乐以后，明廷仍 屡申“严私通番国之禁”。只是远不如洪武年间严厉,禁令的范围也逐渐缩小， 那都是政治需要。 张先生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工业革命的萌芽和人文主义 思想。如果中国能保持那个势头，那么……”这恐怕是想当然吧？什么是“工 业革命的萌芽”？“人文主义思想”又是什么？须知，被张先生高度评价的 《四库全书》虽然有其一定的意义，终究是查禁私书的前奏。另外朱棣为了对 付民间批评他夺侄儿位，不惜血腥镇压，说人文主义，完全不是的。 总之，郑和下西洋虽然显示中国当年已有一定航海能力，却完全不是“差 一点”就成功的“现代化试验”。我们有一定理解、尊敬是可以的，却万万不 要以为那已经超过哥伦布，成为真世界第一了。其实，海上的交流，在阿拉伯 人那里更早就发达得很了。 二十多年前，甚至更早些时候，中国的文艺界经常接受涂抹历史、人物适 应某种“现实斗争需要”的任务。我希望张先生不要太多受这些被涂抹过的话 剧、电影的影响，能够更详实、客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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