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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 回想这一百年的路，对每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真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 遗憾。遥想当年，古老的中国和西方发生碰撞的时候，那么多的路曾经出现在 我们前辈面前，可现在一个世纪的路已经走完，我们还没有走上前辈知识分子 所期望的路，用一部外国小说的名字比喻，我们还“在路上”。说“在路上” ，也还多少有一些自作多情的意味，一百年了，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没有上 轨道。储安平在四十年代末，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现状说了这样一句话：国 家弄成这个样子，我们连批评它的兴趣都没有了。现在想到储安平的话，依然 不无感慨。 这一百年间，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最能替老百姓说 话？谁比较最能不计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的命运着想？我想了想，还 是知识分子。抗战结束后，张申府曾向国民政府进言，他说：“这几年来，国 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 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 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张申府对那时知识分子的评价，今 天想来，也还让人感慨万千。 如今，一说到知识分子，就有很多人不高兴，以为这些人多数都是些自命 不凡的假精英，好象总是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其实真让他们干起事来，也很 扯淡。知识分子不是没有缺点，不是没有毛病，傅斯年曾说过他们这些人是：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徒有报国志，空洒泪千滴的事什么时候都有， 知识分子想为国家出力，想让国家好，就是说一点话而已，这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不能一听到知识分子为国家着想，就以为他们有什么其它图谋。 平心而论，这一百年间，最有远见，最能看出世界大势的，我们还得说是 知识分子，而不是其它阶层的人。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当时中国多数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对国家的前途有过考虑。那时胡适还没有从美国回来，但 他们那一班人就已纷纷给胡适写信，向他报告国内的情形，主要是知识界的情 况。他们最希望的是胡适能回北大做校长，这样就可以重振自由主义的力量， 为国家政治走上宪政道路出一点力。那时的胡适，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代表， 还是中国道德的代表。给胡适写信的人当中，彼此之间并非没有看法，比如傅 斯年和蒋梦麟之间，周炳琳和燕树棠之间都有意见，但他们在胡适面前，都表 现出了很高的敬意，说胡适是那一时代自由主义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话，他确 是一个能够担当起那个时代重任的人。他在四十年代对时局做出的许多判断， 五十年以后，应该说他是一个富有远见的人。他们那一代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 仅要做自己的事，还要为国家做事。知识分子能做什么事呢？我以为最好做这 样三件事：一是办大学，二是办出版社、三是办报纸。当时西南联大将要从昆 明回到北方，重建北大和清华。为了让北大在抗战之后重新成为中国学术的中 心，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可以说费尽了心思，他们有一个理想就是国家的前途不 能没有人才，为国家爱惜人才，是他们那些人身上的一种基本素质。胡适和他 的朋友们，在四十年代中期，就个人社会声望而言，可以说都达到了他们一生 中的最高峰，但他们却没有为自己的名声所累，而是为了国家政治能够上轨 道，不惜牺牲个人的学术，也要先为国家的前程多想一想。那时政府也很想借 重胡适，请他出任国府委员，也还传言要他来做行政院长，但胡适和他的朋友 们对此都有看法，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 党，不如办报。”周鲠生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教育以外的事，也是一言难 尽，大约你在国外听到的也许比我多。可是我以为不必失望，不必悲观。我们 在美国时也曾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很幸运的度过了抗战的难 关，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自己有机会去解决，总是值得大家积极的努力一番。现 在当局求治甚切，只可惜缺少你所谓‘诤臣’，而敢言者又无机会进言。此种 状态，希望今后能改善。雪兄为政治及外交两项工作忙杀，连他也没时候听人 说话！我去年曾经写信劝端升再办刊物、大家公开说说话，他回信获谢不 敏。”胡适对自己的判断也很清醒，他说：“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 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做为。结果连 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胡适那时对政府的理解是，我们保持自己的 独立地位，说自己想说的话，就是为国家，也是为政府树了力量。 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像胡适那样的知识分子了，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还 是可以的。知识分子大体说都是做文化工作的，尽管现在所处时代环境和从事 的工作早已今非昔比，但我们总还可以做一个社会上的有心人，总还可以合拢 来尽可能做那么一点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这些可能都是点点滴滴的，但多数 知识分子如都能向我们的前辈那样，时间长了，总还可以为国家积蓄一点力 量。看着这一百年来，凡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办的那些事，虽然不是完美无缺， 但总是成功者居多。中国近代以来，凡我们中国过去没有的事，而一从西方引 来，很快就能在我们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并结出硕果的，我以为就是大学、出 版和报纸这三件事。可见那种“唯国情论”的说法，也未见得就有多少道理。 我们从来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有这样的大学也不过是二十年代的事，但 北大和清华办学十几年以后，到了抗战爆发前的三十年代中期，这些大学早已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且当时中国的大学体制就具有开阔的视野，是国立大 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种格局并存的。哪一种形式的大学当中都有世界一 流水平的大学，国立大学有清华北大；私立大学有复旦南开；教会大学有燕 京、协和等等。出版方面我们有商务和中华；报纸方面我们有《大公报》《观 察》周刊等。 傅斯年曾说过，中国的许多事都是傻子办成的。我以为此话说得很好。储 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年纪不过三十六岁，一年以后他到上海办 了《观察》周刊。他当时个人的生活条件非常之好，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 他还是想办一本周刊。他的钱是集股而成，他的朋友雷柏龄入股的钱，是把父 亲给他在四川的地卖了，拿来办杂志的。储安平当时的想法是：“赔光了就关 门”。他的理想就是给胡适信中说的：“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 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南京 方面也请过他，他都没有考虑。那时和他同出于上海光华的同学李唯果、沈昌 焕都是当时前途看好的少壮政界力量，但是储安平没有选择他们的路。他的想 法是：“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 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希望在新的世纪里能多 一些像储安平这样的傻子，也许我们就还有些希望，长线放远筝。 还有在台湾办《自由中国》的雷震。他离开大陆时在政界也是前途十分看 好的官员，那时他已是旧政协的秘书长，蒋介石十分器重他。但他是一个有理 想的人，他办《自由中国》的时候，许多朋友劝过他，蒋介石也通过人劝他， 但他还是不回头。台湾后来走上宪政道路，与胡适、雷震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 的。知识分子的努力都是慢工夫，但从长远看，他们的努力不会开了花不结果 的。 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知识分子最能做也最应该 做的事，也不过还是我上面说的那三件事。我以为我们应当向这方面努力。当 年储安平就说过：“在争取言论的自由上，本人一向认为言论界自身所负的责 任，比其它任何人都大。同样，在争取司法的独立上，司法界的朋友所负的责 任也比其它人士为重。” 五十年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数量上说，留下来的为多，但我们 也还要注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核心人物却都走了。这个变化，也很让我 们生出感慨。“没有安排好的道路”，这是五十多年前费孝通先生一篇文章的 题目，他是不经意间用的，但我们重温这句话，却感到它有一种象征意味。没 有安排好的“道路”，我们走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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