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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素以思想敏锐、史识卓然而著称，晚年主持《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 程》（简称《进程》，下同）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所列20位重要学人 中，竟有8位涉及清华背景（依次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朱自清、 闻一多、俞平伯、王元化），占40%之多──这便使历经风雨的「清华薪火」在 百年明灭、几剩奄奄一息之世纪末，有幸繫先生之余年而得复燃矣，而先生本 人却坚持不入此重要之列。 先生肯定明白一个人的学术史地位，说到底，並不由自己、时贤或弟子说 了算，而大半取決於后学的隔代甄别且追认。故先生撰《中国新文学史稿》修 订版后记（1980年）及《润华集》后记（1988年）曾说得很清楚：「此书如尚 有某种参考价值，其意义也不过是后人看『唐人选唐诗』而已」；亦即「只能 作为今天进行历史反思的参考材料」，「我觉得不仅我写作的内容是历史情 况，我在什么时候写出这样的文字本身也是一种历史情况；它似近於古代『实 录』的性质，是为后代修史提供依据的」。后辈由此思索学术史与学术思想暨 学人灵魂史之关係，望就教於先生。 学术思想暨学魂史是相应的学术史赖以逻辑地展开的精神背景或文化存 根。语调平稳的的学术语式背后，往往沉凝着学人的遥深情怀或忧愤血性。如 此看来，若欲深入阐明某学术现象，则追踪式的论人知世恐在所难免。为了逼 近先生之心路历程，后辈不仅可把先生公开出版的文史专著当心史来读，更可 把先生当年不是为发表而撰、抑或纯属私隐的文字，以及特殊年代遗下的笔录 （诸如撰於50－60年代的若干「检查」），也当作难得的文献来研究，或许后 者比学理能更直接亦更质感地呈示先生在特定年代的灵魂本真吧。 先生撰於1942年意在「自惕」的〈坎坷略记〉，当是透视先生内心裂痕的 一份灵魂告白，它坦诚地吐露了先生当年何以棄政复学的幽邃心境。是年先生 28岁，但人生境遇的诸多波折，却将先生逼迫得「一若已被宿定者然」，以致 除「赴滇完成学业」即重返清华外，已无计「结束此段孽缘」；而重返清华， 则「如能得诸名师之启发，及高等学府生活氛围之熏陶，或可於学术途径上， 得一启示之机，亦求进步之欲望有以趋之也。……」 先生当年在清华已获「『小周扬』和『小胡风』这样的称号」，（赵俪生 语）这大概是同窗友好对先生胜任《清华周刊》（第45卷）主编的某种赞赏。 应该说，先生在主编《周刊》时委实显示了卓越的时政分析才能。尤其是先生 在1936年岁末所撰系列政论如〈西安事变〉（载1936年12月16日《清华周刊》 第45卷第7期）、〈陕变仍未解決〉（载1936年12月23日《清华周刊》第45卷第 8期）与〈陕变和平解決〉（载1936年12月30日《清华周刊》第45卷第9期）， 即使挪到今日重读，学界仍不得不惊叹先生对这一攸关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的 准确考量及天才预测，竟然一一被日后的中国政治史所验证。是年先生22岁。 有人将此归咎为中共北方局（刘少奇为核心）的政治成熟，但也无可否认先生 作为一个青年布尔什维克时的风华正茂。记得同是清华校友的韦君宜说过，当 年清华最好的学生几乎皆走向中共；陈寅恪亦承认在其门下学得最好的学生全 是中共党员。想必这里也有先生一份。 先生当时却显然不想在学业上当好学生，不仅不想，甚至还有点不屑；不 仅不屑於学业、学术，甚至对「五四」启蒙，也衍生某种左翼纔有的「惟我独 尊」之气。这可从先生当年所撰〈一二 九与中国文化〉一文见出。后辈深 信，在偌大清华园，或扩而大之，在1936年的中国，似乎也只有先生纔能将此 左倾思潮表述得如此淋漓大气，颇具横扫千军，舍我其谁之慨。强调历史掀到 「一二 九」运动这一页，「五四」遗产便不够用了，这除了国难危急，已不 容斗士横议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先生痛感「五四」作为「进步的文化运 动只是在知识分子里弹圈子，並没有力量能够顾得上大众」，这便导致由於启 蒙「与行动没有能够适当地联繫起来，所以一般地形成了理论对实践的落后」 ，而「哲学理论只有配合着社会中进步的实践，它本身纔会得到发展」。── 先生由此结论：「如果把五四的意义夸大为一切价值的重估，一二 九的文化 运动将是一切价值之重估的重估，因为被五四所重估了的是少数学者的眼光， 是实验主义的方法，这些在今日都已经被时代所遗棄。……」 先生之本科三年（1934－1937），与其说把清华作为哺育学者的摇篮，毋 宁说是当成锻炼战士的熔炉。试看先生的红色履历：1934年9月先生以榜次第89 名录取清华（学号2544），是年冬便加入学生社团「现代座谈会」，为左派学 生竞选学生会代表而忙碌；1935年3月遭军警拘捕；5月参加「左联」；12月9日 参加抗日救亡大游行；12月16日再次参与示威而在宣武门挨军警的刀棍；1936 年3月又因参加抬棺示威而被捕，入狱戴镣两周后被释；5月加入中共，且任 《清华周刊》第45卷主编暨清华文学社刊物《新地》编委。……有意思的是， 先生当年还曾以日记体撰小品〈这一天〉，「实录」了自己在1936年11月11日 （周三）的日常生态及心态，不妨节录如下，重现昔日主编之青春丰采──
「我觉得一个人应为旗子而战斗」，「因为旗子后面实在是有深刻的生活意义 的」。先生是这么写，也是这么做的。「我不是屠格涅夫型的人，我不愿用冷 静来把自己幽锁起来，我的时代，我的客观环境也不允许我用冷静来把自己幽 锁起来」；「用冷静来变革周围只能把周围僵化了，但用热情却是希图把周围 来熔铸的」。后辈亦深信先生之「熔铸周围」全係真诚。1936年先生撰短文 〈一二 九周年〉，曾提到大学生自「一二 九」运动后「不再念死书了」， 但「从考试的成绩说，好学生逐渐变成了坏学生」。想必就学业、学术而论， 先生已绝对称不上是「好学生」了。 先生在1937年前参政热情似火，但至1937－1942年间却又悄然隐逸脱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后辈发觉「五四」青年与革命政治之间似乎天然就有亲和性，民族 民主 层面上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本就亟待热血青年去奋勇冲決现存体制与偶 像，而陈独秀式忧国忧民的峻急檄文与郭沫若式个性解放的澎湃诗兴，便正巧 与上述破坏性革命狂飙相激荡。但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其实还有另一面：即在 中国革命舞台，真能唱主角的並非舆论思潮，而是党派政治，甚至是用铁血来 维繫的党派政治，极具严酷性，並无浪漫可言。或曰中国革命政党从它创立的 那天起，便亟须其成员绝对忠诚於既定组织与纪律，且时刻准备着为党献身。 先生当年竟不谙此道。当先生鄙视学业、学术而神往革命时，革命在先生心中 未必不是一座能实现自我的精彩舞台。美丽的憧憬便不时激励先生与革命主流 患难与共，不怕流血，两繫囹圄，一度主编，真可堪永生回味。但先生之表现 神勇是有潜台词的：即当先生一手向组织献上青春热血时，另一手不免期待回 报──期待组织能像先生之「自我钟爱」那样，（徐葆耕语）珍惜这位青年左 翼理论家，而切勿将先生视同一颗可让体制随意装卸的普通螺丝钉。具体地 说，「当时我的志愿就是能到上海，借党的力量编一个杂誌，做一个文化人」 ，而不想随时遵命，诸如一会儿跟「大家到固安南下扩大宣传」啦，另会儿又 「到了晋东南解放区」，「我不愿去农村做工作」。这就犯了组织体制之大 忌。你是党员么？你想以革命者自居么？那就请你无条件地融入体制，在价值 上消解任何个性或个体，「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语）。一部《共产党员 的修养》，实为体制钦定的红色《论语》，亦甚讲「修身养性」，将每一党员 「修养」得能被体制得心应手地用，打不散，拖不烂，斗不垮，近乎「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准军事部队。这么看来，若有人指责先生组织上 入了党，但思想上並未入党，或用毛泽东的话，说先生灵魂深处还有一个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王国，应该说基本属实──因为先生心底确实始终回响着子 君在小说《伤逝》说过的那句话：「我是我自己的！」共和国初年为何要狠抓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要害是在「洗脑筋」，以期「洗」去「五四」缠在知 识分子心头的「我是我自己的！」这根「脑筋」。 1952年，先生写〈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承认：那时「我是一 个共产党员，在表面上看起来，当时工作很积极，但並没有从思想、从立场上 解決问题，这就成了后来脱离革命的根源」。这里没有虚晃一枪、蒙混过关的 狡黠，想必先生在共和国初年还不至於聪明如此，那时有高压，也有诱胁，虽 属无奈，但仍不乏真诚。所谓「真诚」，后辈是说先生用来反省自我的那柄政 治尺度，既是权力语式，同时也未必不是先生曾信奉过的价值理念，甚至可说 先生在1952年仍有点迷信其不无神圣。此真可谓「真诚的迷失」，或「迷失中 的真诚」。先生在同一个1952年为自己作被称为「合法论」或「煙瘾论」的著 名辩护：「我常说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合 法的，是不可能完全消灭的。……我说一个人的改造像戒大煙瘾一样，过程是 减速度的，是越来越慢的。一个人一个月抽十两大煙，第一个月就能改为八 两，但到最后还要长期地吃两颗丸药，越往后越难，很难一下除根」。难就难 在「个性本位」，这实在是先生心中另一可与「革命崇拜」相分立且抗衡的 「生命存根」。 这又不禁令后辈忆起先生撰於1936年的那篇〈一二 九与中国文化〉，此 文是将能否有利於当下「救亡」暨「大众」作为绝对标准，再把「五四」精神 重估得无大价值的，但到头来，不愿下基层、下农村向「大众」宣传「救亡」 的，却也是先生。可见，本土所以曾流行所谓「口头革命派」，所谓「理论脱 离实际」，所谓「对人家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等说法，恐非空穴来 风，而是事出有因的。这便使后辈确认：不论先生曾如何用「一二 九」来贬 「五四」，也不论先生曾如何自诩为是「一二 九」的「主要人物」──先生 在精神上仍是「五四」的遗腹子。並进而坚信，若不更弦改辙，则先生与红色 体制之疏离当近在眼前。 先生撰於「1937年元旦下午2时」的〈关於日记〉一文（载1937年1月25日 《清华周刊》第45卷第12期），正是后辈上述推测之印证：
这无疑是一段充满悬念的伤心文字。纯属「个人化写作」。大凡日后为先生立 传者，不能不考证此文背后的东西。已有人提及先生在1937年前后情绪所以低 抑，这除了先生主编的《清华周刊》被迫停刊外，可能与组织的「左倾关门主 义」不无牵连。后辈则更器重文本所透漏的那对象征性政治意象：「慈母」与 「孤儿」，还有「在这儿」这一方位状语。若可将「在这儿」译成地下中共清 华组织，则「慈母」与「孤儿」之意指也就不言而喻──毕竟先生之父母是先 后故世於1947年3月与7月，〈关於日记〉则撰於1937年1月。並且，若无剧烈到 刻骨铭心的大伤感，想必先生亦无须如此精确地录下脱稿时辰，这哪里是惯常 手记，分明像一篇本欲倾空怨诉，却又忍泪凝噎的诀辞；至於公开诉诸《周 刊》，当是表白「孤儿」之決绝之心已无可挽回，亦不必挽回也。於是，半年 后，暑期伊始，「孤儿」便离校还乡了；嗣后，「慈母」虽一再召唤「孤儿」 归队（一次在1937年11月，另次在1938年1月），但终因故而未成行，相反，倒 随父兄「亟亟於商业生利」，虽属「生活逼迫使然」，却「亦津津乐为也」； 后又因先生曾与中共有染在故土也难全身，便又於1941年抛妻别子，一路颠 扑，远走他乡；於是，不久，也就有了与清华同窗赵俪生在乾州的「合盖一 床」，不眠「畅谈」──
而后先生「辗转自宝鸡，而汉中，而重庆，而昆明，拿大学文凭和研究生文凭 去了……」那已是1942－1943年间的事了。 先生1937－1942年间从脱党到复学之人生转向，正好是从「革命崇拜」向 「个性本位」的价值偏移（而非位移）。故若细读1937年〈关於日记〉和1942 年〈坎坷略记〉，不难见出此首尾二章已迥異於先生在1934－1936年间的时评 文论。假如说前者是政治赤子的济世襟怀之张扬，那么，后者则在诉说一个历 经沧桑者的忧生之思。是的，当先生「抚今追昔」，独自面对人生旷野，面对 自身生命与意义之关係时，思维已顷刻变得平实且单纯，只须返身体认「我是 谁？我能干什么？我现在何处？将去何方？……」，而无需将时代、世界、族 国、党派等诸多宏大得可以想象却难驾驭的要素也硬塞入视野。是的，当先生 在「发愤之年已过，而立之年将至」时，为自己「立了这样一个追求的目标， 我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成一个第一流的学者」，且质疑：郭沫若「在 大革命失败后为甚么不去江西呢？他到日本研究古书成了学者，我就向他学习 好了，我就研究中国文学吧！」在后辈眼中，1937－1942年这段岁月已是蕴结 先生人格 人生密码的「全息胚」，这就是说，不仅是先生日后重大学术著述 之赖以定型的深层动因，而且即使是先生「衰年变法」即学术史反思，其根子 似也可追溯到这片泛黄而遥深的背景。 先生是以《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定学术地位的，当今 学界对此「二史」怎么看？总体共识是认为《史论》比《史稿》更具「学术质 量」，若谓《史论》拟可誉为学术史层面的「传世之作」，则《史稿》之意义 尚囿於学科史。至於《史论》可能「传世」之原由则说法不一。有夸先生功夫 深厚、「竭泽而渔」的，如孙玉石：「他的每一个论断，都不是凭空的臆想， 而是有大量的历史的和文学的现象的史料作根据。有时，为了说明一个论断， 作者要连续用上十几条材料；有时，在一条材料里，就可以独到地阐发出一个 新颖的论断」；先生之「夫子自道」则是一再重申因得益於鲁迅治史方法的启 发；陈平原别有幽怀，重在展示先生属稿时的清华学界因堪哀「南渡」，而移 情魏晋的心灵痛史，意欲点化《史论》何以可能不朽的人文境遇。 后辈想看看能否沉潜到发生学水平去探询：因脱党复学所铸成的独特生命 体验（心史），后来是否成了先生撰《史论》时的本原心境或精神资源之一 （文史）？后辈以为，若让一个在1937年前並不欣赏亦不理解魏晋风度的左翼 理论家，蓦地突入到1942－1948年，而留下一部与竹林名士魂魄相契的《史 论》，本近乎玩笑。先生在1936年9月以「前进的青年」暨校友身份对清华新生 说──「如果你入中国文学系真是那么天真地为了获得点关於文学的教养」， 「你是要失望的。这里所有的仅只是古书，拿文坛流行的名词说，那内容也並 不是所谓『文学遗产』，而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才文学』」很难想象，说 这番话的先生，竟能於若干年后，从故纸堆里提炼出那部学术名著！后辈以 为，若无与魏晋风度相近且相通的同质感悟（姑且喻之为「价值通灵」），先 生根本不可能以《史论》，写出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高峰。 对自我生命及意义之关怀，只有在逸出「族国本位」框架时纔会发生。也 因此，当先生「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 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且认准「生死问题本来是人 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自然是表示文化的提高，是 值得重视的」，「难遇之生，易及之死」，尝试如何让自己在有生之涯活出美 丽或圣洁，理应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也有人称之为「自然法权」。「五四」 精神所高扬的「个性本性」之底蕴即在於此。先生所以极为推崇鲁迅名篇〈魏 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係〉，且不惜费6年之功搜玄钩沉，刻意将先驱因慨 而言，却又点到为止的一席讲演，拓展为一部近30万字的《史论》，这除了先 生确实想在中古文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是否还有另层比学术更幽邃的动机 呢？先生心气颇高且傲，却居然耗2000个日日夜夜与六朝幽灵相处，难道不是 先生已从魏晋隐士身上认出自我，故纔一往情深么？《史论》对竹林知之甚 切，几近体贴入微。而这古今共鸣的同质感悟即「价值通灵」，当有赖於先生 与先人的「行为沟通」。 1937－1942年间亦堪称民国史上的「黑暗期」，而面对这铁蹄蹈厉、豺狼 遍地之政局，若不消极出世，先生亦「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如冯友兰殷勤 依傍蒋介石，此当为先生所鄙夷即「不可为」；二是如吴晗、闻一多追随中共 ──其实早在吴尚属书呆子，而闻还痴迷着「国家主义」的1936年春，先生已 走向镰刀斧子旗了──但要命的是，誓与民国不共戴天的先生，却又偏偏严重 不适中共体制（因其无意成全先生之左翼理论家之「理想」），这就紧逼先生 不得不重新设计自我了。故当后辈读到先生对竹林名士的评说时，实在想喊： 先生与之太「心有灵犀」了！再读先生如下高论──
后辈发觉《史论》对隐逸古风之认同，实在是有限度或颇讲「原则」的。总体 而言，《史论》把隐逸分为两块：「不满而隐」与「为隐而隐」。「不满而 隐」之典型当为阮藉，《晋书》载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 恸哭而反」，先生註：这「实在是自己找不到出路的一种内心悲哀底流露」。 这就是说，别看隐士平素「任达」，关键是应识其「所以为达」──「实在是 不得已纔如此的」，故「因为不满纔隐逸的人，实际上倒是很关怀世情的 人」。 相反，《史论》对「为隐而隐」则甚戒备，且无好话。以前隐逸的动机儘 管是由个人出发的逃避，但都还有几分反抗气，表示着对统治者不满的抗议， 人们也自然敬佩他的气节。但到了为隐而隐的时候，这点反抗气已消得乾乾净 净了，单剩着个人的矫厉的清高，於是自然就不便再关怀世务了。君主们对於 这样的隐士，是相当欢迎的，因为他们並没有反抗或不满的意图。如果可能征 他出仕的话，是可以表示当局搜扬仄陋底苦心的；如果他们还坚持想作「草莽 臣」而不愿屈节的话，当局也不妨成其清，这是可与唐虞盛德媲美的。这样， 隐士便不但失去了他反抗的意义，而且变为昇平的点缀品了。一个时代有这样 多的清高的逸民，且表示了统治者的仁德广施，泽被天下的治绩。 在先生眼中，「隐逸」本无独立价值，只有当它是因不满或反抗朝廷（时 政）而生，也就顺便沾光，因牵涉政治而得附加值。先生为何要在「隐逸」之 前另加「希企」一词？「希企」是「想」，「不得不想」，並非「真要」，倾 空神往。在后辈看来，先生所以能入木三分，从「隐逸」背后读出魏晋人不得 不「隐」、又不甘於「隐」的政治苦衷，实源自先生与古代儒生怀有相同的道 统要义。先生撰《史论》虽已是脱党复学后的追求，即就行为而言，其实已从 「族国本位」转向「个性本位」，从「经世从政」转向「遗世治学」，但在主 导价值理念方面，先生却依然不认同包含「纯学术」在内的古今「隐逸」。 线性思维就是如此逼仄：当先生只认同政治是衡量普世价值的终极尺度 时，那么，古今「隐逸」所蕴藉的人生真理之颗粒，抑或它探索多元文化空间 建设之可能性，也就不免被忽略。这大概可说是《史论》中的「政权大於人 权」吧。比如评价陶渊明，先生已明明确认他「不但希企隐逸，而且实际上归 田躬耕了。这当然不是一般名士所能做到的」──然思路也就不再延伸，而终 於无视陶背离道统、独自重铸价值、且甘愿为此清贫一生之伟大精神；相反， 却对其个别诗行中的世情未泯时有夸饰，仿佛陶之伟大，首先並非由於他是中 国文化史载第一个能心安理得地回归田园「为隐而隐」的先贤，倒在其不尽静 穆，这就未免舍本逐末。 陶渊明式的「为隐而隐」虽不在行为上直接危及朝政，但在观念上无疑显 示出别种非「官本位」的价值立场或活法。本土朝政远未代代开明到善待隐者 之地步，比如朱元璋开国时便不准「隐」而非逼你出山「事王侯」不可，否则 恐处极刑。陶渊明的影响对中国文化所以珍贵，不仅因为真正的隐者甚少（绝 大多数文人若无「官本位」便不知该怎么活），而且在於他那种独自重铸价 值、且甘愿为此清贫一生的人格勇气乃至献身精神。这样的「为隐而隐」，实 在很难。可惜这一切，先生皆未见。 先生这些文字撰於40年代，那时学界尚拥有还算体面的学术自由空间，至 少不像在「1956年，『运动』之风渐紧」，出版社对《史论》还未始有不祥之 动静，先生已紧张得「自我从严处理，将全书整理修改一次，删削过半」。先 生紧张什么呢？因为描述了古人的「希企隐逸」的价值观吗？可见，若某朝政 竟能未专制到暴虐之境，还有那么一星点儿宽容与宽松，能恩准你「隐」，不 加入或不参於时政，亦可相安无事，岂不表明该朝政多少还算明智么？ 先生为何一再申明自己研究中古文学史是得益於鲁迅？ 先生於1943年6月完成本科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三年后又撰〈魏 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毕业於清华研究院，随着论题从「文论」拓展为「文 人生活」，师法目标亦逐渐从朱自清转向鲁迅。陈平原说先生「对於『学者鲁 迅』的承继，並非只是具体见解，更重要的是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此当为定 论。只需把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係〉与《史论》中〈文人与 药〉、〈文人与酒〉等系列专论，拿来稍作对照，不难发现先生委实深得鲁迅 史识之精髓。「魏晋文人当然不只是『服药』与『饮酒』，却是这两种嗜好最 能体现其对生存的体验与思考，也最能影响其诗文风格的形成。这是一种学术 上的冒险，成败在此一举。舍棄了面面俱到的评说，抓住几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小题大作』，不只需要学力深厚，更需要思想家透视历史的敏锐目光。这正 是鲁迅的所长。」这也是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之高明处。但直觉告诉后辈， 先生所以再三发掘「学者鲁迅」之意义，其中意味似非「方法论」三字所能穷 尽；並且，后辈还想说，对此意味，谁又能比先生反刍得更细腻、更深切呢？ 先生不会不知鲁迅性喜「魏晋文章」之清峻通脱，並非为了治史，而是为 了写杂感，抨击时弊时政；先生也不会不知鲁迅於1927年「在广州之谈魏晋 事，盖实有慨而言」，即借古喻今，以曹操及司马氏捏造罪状、铲除異己之史 实，暗示当局亦以「莫须有」来屠杀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再者，先生更不会 不知，自1920年8月受聘於北大授课到1924年8月《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 鲁迅真正潜心治小说史，仅短短数年，在沪最后10年虽表示「久想作」《中国 文学史》但终於未果──鲁迅显然有更高的追求。相比较，文学史的份量在先 驱心中想必不是首重。1936年10月，先生尚在读本科，所撰〈悼鲁迅先生〉与 〈盖棺论定〉二文，即已认定：鲁迅虽著《中国小说史略》等书，「然而更伟 大的还不是鲁迅先生个人著述对於中国文化的贡献，而是当作一个进步的文化 运动的领导者对於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努力和成果」；故「鲁迅先生不愿自附於 名流学者之林」；「把鲁迅先生仅只视为一个文人是侮辱了鲁迅，至少也是不 了解鲁迅。『空头的文学家』鲁迅连他的儿子都不让做，鲁迅自己的思想是应 该被知道的了。」……先生对鲁迅精神之体悟至深至纯，当然也是不屑做「空 头的文学家」的。（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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